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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走出阴谋论的泥淖

  历史上的阿拉伯人,若是见有人不是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死掉,就猜疑是被人给毒害的。因这种思维方式的流行,使得许多历史事件扑朔迷离。他们总是将复杂社会现象简单归因于幕后黑手,认为事件的发生是某个阴谋的结果,而耗费历史学家大量笔墨澄清事实。现在的穆斯林,或许是因一种文化传导作用,在对待社会问题时,亦总是表现出阿拉伯人在其民族性上所具有的这种思维方式,以阴谋论来解释自身困境,将伊斯兰世界的落后归咎于外部敌对势力。
      例如,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犹太人通过共济会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全球经济、媒体和政府,并试图削弱穆斯林国家。甚而将现代全球体系的运作,归结为犹太人控制世界的结果。这些阴谋论通常将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复杂问题简单化,将共济会或罗斯柴尔德家族描绘成幕后操控者,以解释各种全球性事件。
      共济会被描绘为一个秘密组织,旨在操控世界政治和经济,乃至要实施“新世界秩序”计划。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如法国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都被解读为共济会的阴谋。还有阴谋论者将共济会描述为反宗教、反道德的邪教组织,将其同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关联在一起,如将其同法国奥运开幕式上那具有争议的一幕相关联。
      我们知道,共济会起源于中世纪的工匠协会,后逐渐演变为一个倡导启蒙思想和博爱互助的组织。它在十八至十九世纪间曾对欧洲启蒙运动和一些政治变革产生过一定影响,但这更多是思想传播的作用,而非幕后操控。现代共济会更像是一个社会俱乐部,成员多为中产阶级和退休人士,主要参与社区服务和慈善事业。它并非一个全球统一的组织,而是分散在不同国家的独立社团,缺乏统一的指挥系统。
      阴谋论者无法提供共济会操控全球的具体证据,只是通过猜测和模糊关联来推论。如把某些历史人物的共济会身份与重大事件强行联系,实则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全球事务涉及多个国家、利益集团和复杂的社会力量,任何单一组织都难以全面操控。至于共济会强调隐私,可看作是为保护成员的隐私权,这一点与大多数私人社团类似。倘若共济会真是世界的幕后操控者,为什么它的行动如此隐晦,而不是公开宣布权威?这种假设显然缺乏逻辑支持。
      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它被一些阴谋论者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掌控着全球大部分财富和银行系统。他们被指操纵战争、经济危机以及国际政治,如通过控制各国中央银行、煽动冲突获利等。有人甚至宣称,他们在背后操纵世界政府,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象征。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金融界占据一定地位。他们通过银行业积累了大量财富,并资助了一些政府和军事行动。可家族财富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分散,影响力随着时间减弱。目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分散在多个行业,其财富远非阴谋论所宣称的那样夸张。根据现有的财富排名,罗斯柴尔德家族同现代超级富豪,如贝索斯、马斯克等,相去甚远。此外,他们的财富主要集中于私人银行和投资,而不是主导全球经济的控制权。
      他们缺乏集中控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各分支多为独立运营,其内部并没有统一的财富或政治控制中心。且家族内部,亦没有足够的协调能力和资源去主导全球金融市场。而数据亦不支持,当前全球金融系统的主导力量是现代跨国公司和中央银行,而非某个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业务远不及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等现代金融巨头的规模。我们知道,现代经济系统是高度分散的,任何单一实体或家族都不可能全面控制市场。中央银行(如美联储)的政策受到公共监督和多方机构影响,而不是被某一私人家族垄断,这是众所共知的。
      总的说来,共济会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谋论未有任何事实依据。这些理论更多是基于历史误读、逻辑缺陷和情绪化的转述。至于伊斯兰世界内流行的其他阴谋论,如“9•11事件”是美国自导自演,“伊斯兰国”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或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操控的傀儡,叙利亚反抗军领袖夏拉是由以色列情报机构所培养的,这些就如墙国的新冠病毒是美国实验室制造的生物武器论一样没有事实依据。猜度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以残害本国公民的阴谋手段来达到某种国际政治目的,实属是好莱坞电影看多了。
      自二战后,我们见大国横行于世界,不论是冷战还是热战还是什么形式的对抗,并不需要这些以本国公民来施苦肉计的阴谋手段。大国间进行全球争霸,从来都是明摆着来。这类阴谋,在言论自由的议会制的国家,偷天换日,瞒天过海,是绝无可能的。且不说将这些阴谋论交予历史学家去按照其学术方法检验,阴谋论者可以将他们的想法试着写成文章投给世界上任何一家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媒体或学术刊物,看是否会被采用。记者们都是事实核查的高手,如将上述任何一种阴谋论实证,都能获普利策奖,他们定是要趋之若鹜的。若阴谋论者认为海外媒体亦全被操控,亦可在墙国的官媒上一试。
      阴谋论思维不仅无法解释现实问题,更无法为解决问题提供出路。事件的发生往往不是某个阴谋的结果,而是社会体制、历史、文化、经济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譬如,一个国家的失败,会涉及社会体制、内部政策、技术变革、国际贸易等诸多原因,而非“外国操控”这么简单。关键在于,一个阴谋论满天飞的社会,因不能通过开放、透明的探究路径来寻找事实与真理,是不会有未来的。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研究阴谋论时指出,阴谋论往往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兴起。当社会无法找到实际的解决路径时,便倾向于寻找一个明确的外部敌人,将内部问题合理化为外部力量的阴谋。对许多穆斯林来说,殖民时代的记忆和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的衰落,成为理解当代世界的核心叙事。这种叙事在心理上能带来某种安慰感,因它将失败的责任转嫁给外部力量,而无需面对自身的不足。然而,这种思维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使人们误以为只要“揭穿阴谋”,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而当代阿拉伯人的学术理论又与阴谋论交织在一起,萨义德的“东方学”原本是要解构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和殖民叙事的,可不幸的是,这一理论在某些语境下被误用,成为穆斯林和阿拉伯人拒绝自我反思的工具。当西方学者批评穆斯林社会的落后时,这种批评常常被简单地归结为“东方主义”的偏见,而非基于事实的审视。这种理论的滥用使得阴谋论与反批评的情绪交织,进一步削弱了穆斯林社会的反思能力。
      阴谋论的最大危害,在于其对集体理性的破坏。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研究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别时说,阴谋论的本质是一种“不可证伪”的假设。因它总能通过循环推理将所有反对的证据重新吸纳进其理论体系中,从而使追随者陷入认知闭环。这不仅让真相更加难以厘清,还会削弱社会对实际问题的关注力。
      要走出阴谋论的泥淖,伊斯兰世界必须重新培养理性与自省的社会文化。这需要知识分子\阿訇群体的引领和制度的支持。首先,穆斯林应重拾伊斯兰黄金时代的科学精神与开放心态,像法拉比、伊本•海瑟姆、伊本•赫尔敦等先贤那样,以哲学和科学为工具探索真理,而非陷入情绪化的争论。社会需要建立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对话空间,允许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交流。在讨论问题时,学者和公众应更多地关注内因而非外因,如伊斯兰世界内大学教育的不自由问题、宗教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伊斯兰学与人工智能这些引领人类社会的科技的不相及等。政治改革亦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通过法治化和公民社会的培育,才能为理性对话提供稳固的社会制度基础。正如穆斯林政治学家阿玛蒂亚•森所言,一个社会的自由度决定了其创新与发展的潜力。
      阴谋论只能让穆斯林在历史的泥淖中越陷越深。走出来吧,重拾理性的火炬,勇敢地面对问题的复杂性与多面性。通过推理、数据和学术方法来验证假设,不要只凭主观判断或阴谋猜度。选择可信、经过审查的媒体与学术资料,不要被情绪化内容引导。通过批判性思维、实证主义以及对复杂性的承认,我们能够更接近真相,为社会问题寻找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是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关键,更是每一个穆斯林摆脱阴谋论思维束缚,实现内心自由的必经之途。

二〇二五年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