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論

 灯下无事，想起这要结束的一年。  记得去年此时，遥想来年，是令人心忉忉的不确定性。  如今一年看下来，已见这风潮之烈了。但不管如何烈，一年还是要结束的。历史上，也没有一年是不结束的。年复一年的结束，送走无数的人和事，还大地清净。那些让人喊他“万岁”的人，都死了。还有那些要万岁的王朝和主义，最终，也没有一样能万岁的。这是光阴的定律，是真主的统治——  “委实一些月的数，近在主的跟前，在他造化天地的日子，是在主的克塔布里边定的那十二个月。”（九：三十七）穆圣说：“真主说，——我就是光阴。”真主作为光阴的统治，使一切存在，不论是谁，多么不可一世，终将会被时间翻过，而成历史尘埃。这光阴，使历史以一种线性，由创世到末日，滚滚向前，推陈出新，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关键是，在光阴面前，丑恶是无法持久的。  所以，见这一年要结束，心里反而为这时光的流逝感到高兴。让人尤为高兴的，是在真主的援助下，全世界追求正义的人士，通过不懈努力，挫了恶风的势头。——“他们在今世应受出丑。”（五：四十二）这是今年最为值得记念的。  这一年，我是荒废的——  今年不大写东西，约莫只有三十来篇杂文。这点杂文，有的是不必要写的，而必要的又未写好。最后两篇，一篇是《毁建筑主义》，一篇是《答某君问》，又违了他们的规。那违规的红日，算是一个句号，结束了这一年。  可我是从来不顾这红日的。鲁炜还在中宣部副部长的位子上时，某日他的网信办给某传媒发来书面指示，删我一篇旧文，大动干戈。还有习五一，迫使中央党校官网删我文章。——自一六年风转向以来，我的文字就成了毒药。但写过发出的东西我甚少再看第二眼，根本不管删存毁誉。  ——想起共识网、中穆网等已阵亡的文学园地。  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还是要说的。  给这无声的中国一点声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夜

 近来常听恐怖故事。  情节离奇，听得人越发恐怖。  我打小就经历可怕的事。在一座寺里念经时，阿訇不在，我与寺师傅去一个荒村送亡人。我原本要洗了阿布代斯再动身，他说那里可以洗。到亡人家发现，荜门蓬户，只有停亡人的两间土屋。他汤瓶里灌了水，掀开布帘让我进去。屋内是通间，光线昏暗，亡人被行在水溜子上，一块白布隔出个洗的空间。我那时十五六岁的年纪，第一次见这场景，所以就觉得可怕。后来发觉，这不可知世界固然会使人心产生莫名的紧张，但它总是宁静的，不会真的残害人。而真正可怕的，是在人活着的现实世界。在这里，人发明了一种比人死了更可怕的恐怖主义。我对听到的事，就感受到这种形式的恐怖。  这是权力异化造成的一种局面。失去制约的权力，似洪水决堤，向着无辜的族群狠狠地肆虐，带着民族主义的色彩。我想到那一个个被摧毁的家庭，这是最惨无人道的地方。并想起鲁迅那句话来：“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    “权力异化”，细想来，这观念源于我所读到的中国八十年代人道主义论战的历史资料。 1983 年，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杨，在中央党校的一场学术报告会上，就建国后至文革结束这段时期，中国出现的人道灾难，提出权力异化的问题。他说：“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  而今，问题比他们要翻身公仆做主人复杂得多。他们不只是要做主人，而是想当人间上帝。他们要消灭“旧人”，造“新人”；消灭“旧文化”，造“新文化”；还要改变人种——包办婚姻。这俨然是一种创世纪的节奏。这造灭改的过程必然是惨烈的，像是人以血肉之躯进入权力机器的齿轮，只留下一滩血迹——人类史又多了一段悲惨并充满罪恶的历史记录。  在这种对人与文化的改造中，权力表现出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它不只是异化了，而成为权力拜物教，具有了宗教性质。但因他们拜的毕竟不是神，是权力，所以信徒们就进入了疯癫状态。  我原本是有心理准备的。当他们不顾劝阻，选择“宗教极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武器时，就必然要疯癫到今天这个地步。对人的思想（信仰）动手的代价是沉重的，最先牺牲的是法治。也就是说，这个代价是关乎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反穆...

      日趋紧张的美中关系，正使白宫从“文明冲突”回到冷战。  “文明冲突”是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一种新思想。这种思想，将冷战后“新世界秩序”的冲突，解释为文化的差异，并由此认为，在苏联解体后，伊斯兰将是美国的最大障碍。  而冷战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之间的政治对抗，是人类社会以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政治制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与以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政治制度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两条路线之争。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约翰·博尔顿为代表的鹰派人士，把“文明冲突”思想体现在美国政治中，影响了美国的中东政策，并引发后来的“反恐战争”。特朗普上台后也颇受“文明冲突”思想的影响，他的基督新教立场，以及对拉丁裔和穆斯林移民的抵制，正是亨廷顿 1993 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观点。  “文明冲突”思想成为以色列在美国国内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已在犹太资本之上。它强化了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对耶稣再来的信仰——“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或者说它就是一套耶稣再来的政治学说。“复兴以色列国”，耶稣归来，以色列的存在，在福音派看来就是上帝的计划。福音派人士比美国犹太人更支持特朗普的以色列政策。  在上一届大选中，特朗普在福音派选民的支持率达到 81% 。当选后，他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攻击国会的两名女性穆斯林议员——在穆斯林看来，这一切更像是一场新十字军运动。这一切如亨廷顿所愿，超越了国与国的界线，而构成一种文明冲突的图景。  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已远离它在冷战时，从自由主义立场对制度的强调。它所奉行的“文明冲突”思想，造成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紧张，以及基地组织等反美势力的不断出现。这一切已成为美国对其在冷战中所建构的国际秩序的一种自我解构。  在冷战中，为了对抗共产主义，里根政府支持阿富汗塔利班反苏联，透过中情局支援苏联控制下的中亚地区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政治团体。中情局还帮助当时反共的巴基斯坦情报部门训练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来对苏联发动一场宗教意义上的战争。如今这段历史在由“文明冲突”所诠释的“反恐战争”面前，已无法理解。  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本已结束的历史性对立，因中国...

 在这片土地上， 人们掌握了一套活命哲学。  他们似乎天生就懂得，什么东西可以碰，什么不可以碰。这种对政治的“觉悟”，因数千年历史积淀，已化作人的基因，融入血液、骨子里。它已是一种文化，人们能够在一种共同语言中，交换关于活命的经验。比如什么是“错误言论”，什么是“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当在什么时刻站出来“爱国”，以及爱的姿势。若是忽然想起已好些天没“爱国”了，就开始为自己担忧起来，并精心策划一下，要在一个恰当的时机，站出来爱一次国。若是能有一个“爱国”主题的会议，最好是时下最流行的主题，如“中国化”什么的，在上面对着麦克风，当众爱它一次，就再理想不过了。  这已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之后，活命文化就全面添补了文化真空，成了像京剧一样的国粹，轻而易举地压倒伤痕文学之类的反思而成文艺主流。那些以独立人格自诩的作家，今天也为活命而把文字编辑成天书，不再让人读懂了。这些年对它的不断感受，尤其是我身边人留下的印象，使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思想。我曾自认为，在对现代国家的存在理论上，我是个唯制度论者，不唯文化论。我曾坚持认为，是制度把人变成魔鬼，是制度使社会成为人间地狱。但如今，面对欣欣向荣的活命文化，在深夜对着窗外，就自己的制度决定论，而闪过一丝怀疑的念头：究竟是制度决定了他们，还是他们决定了制度？  在活命文化中，没有自由和正义。因为按照活命文化的方法论，首先要牺牲的就是自由和正义。自由和正义是大写的“人”才具有的含义，活命不需要它们。活命所需要的，就是像生物一样活着。生物的生活，不需要独立人格，也不需要自由思想。不只是不需要，还要为活命而躲避它们，就像是遇见了瘟疫。自由和正义，在一个国家原本是要被人欢呼的。原本，当它们被从一个人口中说出来，就会熔化人的心，使人眼中流出滚烫的热泪。就像阿拉伯之春，那位青年从人群中站出来，爬到尼罗河宮桥的雄师上，面向解放广场为自由攘臂一呼，所在人群中引发的强烈回应。但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自由和正义的呼声，会消沉在暮色里，成为一种不和谐的存在，而你站在那里就像个怪物。  但他们真的能活命吗？  活命哲学在大清皇帝逊位之前的中国“封建社会”或许可行，但在后来，它不过是人主观的一种想活命的意向。七十年来，在历次运动中，真正为自由...

 梅新育建议在新疆养猪，认为“对 2016 年以来经过 3 年强力整顿之后正努力寻找发展机遇的新疆而言，这正是养猪业大发展的契机。”（梅新育：《“猪肉荒”挑战为新疆创造养猪业大发展契机》， 2019 年 7 月 25 日）梅的这项建议，是他嗅到一股气味。他这类反穆分子，包括习五一，原以为自己是中国社会反穆的旗手，具有先进的反穆思想，几年来对反穆工作大胆献策，利用自媒体大放厥词，危言耸听，但是，在形势面前，他们的反穆思想总是不够先进，对反穆工作的献策总是不够大胆，被形势的战车远远地甩在后面，满脸是车轮卷起的尘埃，灰头土脸，跟不上形势。  虽然现在他们张口必谈 2016 ，实则那时他们根本未认识到，这一年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清真食品立法被废，只是一出历史大戏的插曲，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反伊斯兰运动。立法不成反清真，这不是一般人能跟得上的节奏，是东风与西风谁压倒谁的左右形势发展。从此西域与内地，全国一盘棋，结束暧昧状态。一方面是西域棋局的积重难返，一方面是它与这出历史大戏合拍。  立法不成反清真，与其相关的标识被从餐馆、菜市场、方便面等能够见得到的地方清除，以保证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以及西域政策存在的合理性。但“宗教极端主义”就没有清真这样具体了，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头巾、胡须、衣着、礼拜、斋戒、经书、学习，还有人的思想，都可以成为极端主义。  而后是配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的“伊斯兰中国化”。为了这场梦，中国伊斯兰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基于某种价值判断，被认为不够中国，列为“沙化”、“阿化”。清真寺建筑被削首，各省各有指标，直至它看上去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梦境。为了梦的质量，以及从伊斯兰中解放人的灵魂，在西域对穆斯林进行免费转化。  形势的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反穆分子们眼花缭乱，只恨自己不敢想，对反穆工作未有一丁点前瞻性的思想贡献，不能成为这段反穆运动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反穆分子。可再没有机会了，反穆运动已推进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再深入下去会是什么，这群目光短浅的反穆分子就更难以想象了。  在这关系到这群反穆分子存在意义的紧要关头，梅新育终于决定要走出思想的误区，想人之不敢想，敢为天下先，提出在新疆养猪。认为再没有比玉门关外、天山南北，放眼望去都是猪，更具前瞻性的反穆建议了。还有什么能够比让不吃猪肉的...

 穆尔西的去世，对埃及而言不啻民主之死。  虽然那短命的埃及民主，早在塞西政变时就死了，却没有穆尔西今天的去世——一位民选总统之死——这样具有象征意义、死的彻底。这让谋求改变的埃及人民，乃至穆斯林世界，在埃及革命失败数年后，再为此忧心。  穆尔西在这历史关口的大起大落，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方评议的焦点。他是历史英雄还是历史罪人？他是否该为埃及革命的失败承担历史责任？当他作为埃及革命力量的代表行使权力时，承诺建立一个“世俗、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埃及，强调不会让“穆兄会”政党的意识形态左右国家大政，伊斯兰、基督教在国家只作为宗教而存在。在穆斯林社会推行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他说“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埃及人”。他制定“百日计划”来挽救埃及持续恶化的经济，使国家摆脱专制主义状态，涉及安全、能源、环境卫生、食品补贴和交通五大类的 64 项议题。  但这些政策，在他短暂的执政中收效甚微。究竟是他无能，还是国家积重难返？这里借用卡塔尔乔治城大学阿卜杜拉·阿里安先生的一段评议：“穆尔西在就职总统期间犯的一个错误是，他让人们认为他已经掌握了国家的政治，然而他并没有。他仅仅被放在了那个总统的位置上，让人们相信一场真正的‘革命’已经发生了。而这个国家，很大程度上仍然掌握在穆巴拉克手下的同一帮人手中。”  埃及革命是埃及自 1953 年建立共和国以来，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但对专制主义势力而言，这不过是他们以国谋私的一个机会。他们不会给穆尔西足够的时间来改变国家，更不会拱手交出各项特权，仅过了一年就政变上台，使埃及一夜回到革命前。就这种民主与专制主义势力你死我活的斗争来看，仅从穆尔西的政策来评议革命的成败，显然不切实际。  埃及革命失败，作为民选总统的穆尔西就不免要以自己来为革命献祭。他作为囚徒的过程，让人想起“耶稣受难”，背负民主的“十字架”亦步亦趋走向刑场。他去世前，在法庭上自辩五分钟，然后摔倒在被告人席内。而那处所谓的被告人席，是一个由玻璃隔音的铁笼。“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仿佛是钢铁背后的钢铁，玻璃背后的玻璃”，穆尔西在一份外泄的庭审音频中说。他在这里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审讯，最后在法庭上当场去世。这种形式的去世，就像是战死沙场，为埃及数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民主运动的失败，画上悲剧式的、令人敬重的句号。...

      陈仕锐朵斯提告诉我，宋家山那堂学已有十年了，希望我为此写点纪念性文字。       “十年”代表一段漫长的岁月，已经可以让人回首并纪念了。想来人生渡过了各式各样的“十年”，有的度日如年，有的匆匆。       宋家山这“十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       这使人想起“文化大院”旧居窗外那棵核桃树，它的枝叶几乎伸进房来。合上书本，或是给学生批改完作业，我就坐在那里观望它，看它经历春夏秋冬——秋天落尽最后一片黄叶，冬天枝头挂满白雪，春天冒着云贵高原凛冽的寒风长出嫩芽，然后长出肉质的绿色果实来。就这样看它几度春秋。故而它是光阴，是人的青春。那时，纵然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经济的发展一日千里，但在这房间，就只有书本和窗外的它。       这亦使人想起毛货街清真古寺那些熟悉的面孔。那时的他们，每个人都令人敬重。大家在一起相处，就像是圣人时代麦地那的迁士和辅士。寺里很穷——我印象里就没宽裕过，老师家的煤电都“包产到户”，每天过着黜衣缩食的日子。学生住在晦暗的地下室，教室里总是人满为患。可大家都觉得很幸福，甘愿放弃自己很多东西来维持这种存在。在这简陋的寺院，惟书有色，惟文有华，洋溢着信仰者鲜活的精神，凝聚起昭鲁威三地回民人心。至少在本世纪十分之一的时间里，这里是中国穆斯林思想文化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可载入史册。       那时人还有梦想。山脑包的那处寺院就是一个破灭了的梦想。可它仍具有历史意义，它至少在告诉人们，当时毛货街清真古寺为教门有着怎样的理想主义精神；而伊斯兰事业，无不是由这种超现实、充满情感色彩的珍贵精神来推进的。       那时改革开放的“自由”之风还未停息。 我们想抓住它，以绵薄之力在中国社会推进拯救人灵魂的伊斯兰事业。       毛货街的开放思想，使它能够容纳所有不同的发展教门的形式。当时在这寺院里，几乎并存着教门所有的“门派”。它勇于创新，在全国率先办起“大学生班”。 第一届学生让人印象深刻，记得每日沙姆或胡夫滩后，我坐在教室应对他们千奇百怪的思想。——你要耐着性子听他们把话说完，一般来说这个过程最困...

      笔者在《联合早报》读了郑永年的大作《中国的大西北问题》后，有种中国西北地区将要沦陷的感觉。郑先生的观点是：       其一，新疆问题是西北地区穆斯林（回教徒）问题。郑先生说：“新疆问题不止局限于新疆，而只是中国大西北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新疆、宁夏和甘肃等省是中国穆斯林主要居住地，尽管这些地方存在的问题不同、问题的根源不同，但都表现出‘泛穆斯林化’”。即新疆问题不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所定性的“三股势力”的问题，而是西北地区穆斯林族群问题，是穆斯林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而引发的问题。       新疆问题被扩大为针对穆斯林族群的西北地区问题。以笔者拙见，这样问题就无法解决了。因为按照郑先生这种观点，北京只能将打击“三股势力”改为打击穆斯林族群。这既不符合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宗教政策，也违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只有上世纪的纳粹德国政府，才能对一个族群和信仰共同体做出这种事来。       其二，胡耀邦是新疆问题的罪魁祸首。郑先生认为“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严峻局面”，“首先是1980年代实行的被人们称之为‘自由化’的政策”，也就是“1980年代开始在包括新疆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新的宽松政策”，导致“新疆等穆斯林（回教徒）地区清真寺（回教堂）的泛滥”。       也就是说，今天无须有人为新疆问题负责，甚至“三股势力”也不是根本原因，原因在胡耀邦当年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宽松政策，新疆问题应该由他负责。按照郑先生的逻辑，如果当时对少数民族地区继续推行文革极左政策，不对他们搞改革开放，不给他们自治权和自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新疆问题。比如对西北地区实行南非曾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这样问题就解决了。郑先生说当时“自由化”导致了新疆的“无政府”放任状态，使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信仰得到发展，建了太多清真寺，穆斯林有了身份认同。恕我直言，难道一个国家一定要对少数族裔执行文化和宗教歧视政策，才能维持其存在吗？       事实上，如众多知识分子所认为的，胡耀邦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巩固了中国共产党自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就与少数民族结成的政治统一战线，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再者，在当时“自由化”政策的执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