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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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灯塔

若言一切重大社会转折总须有先锋，则大学往往即为其先锋。它的学术是羽翼，思想是火种，青年是利刃，穿透僵固秩序，唤醒沉睡的社会。起笔码字这日，适逢孟加拉国公职配额改革运动发生一周年。它不仅是一场针对就业制度不公的抗议，更是一场由大学生主导的社会变革浪潮。各所公私立大学的学生，通过校园论坛与街头请愿，使不公政策陷入舆论的重锤之下。学生们组织示威、封锁交通、发动全国性的不合作运动。当然，自由的取得是需要代价的，上百名学生遭政府屠杀。但在这之后，运动迅速激化并扩大为由大量青年与民众参与，针对政府的大规模抗议。最终，这场运动让总理谢赫•哈西娜倒下。如渔村那位青年志士所说的，人民能够从失败中学习，也能够有失败的机会，而集权，只能面对一次失败。一个独裁国贼的倒下，并不意味着一切就必然都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但这是塑造一个理想国家的必不可少的一步。在孟加拉国的历史坐标中，它的大学犹如一座不灭的灯塔，总能在推动社会正义和政治变革中扮演先锋的角色。去年发起的这场运动，既引领自己，亦给全世界活在黑暗里的人们带去光和热，甚而让对穆斯林怀持成见的西朝鲜人民也狠狠共情。在穆斯林面临全球非议的今天，孟加拉国的学生们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所以，自强，抵得过辨污的千语万言。大学本就是社会革新的发动机，尤其在体制僵化、言路封闭时，更能发出变革的第一声。大学与社会运动有天然关系，它是知识的仓库，更是社会正义的灯塔。尤其在专制未破、民主未立之地，它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迈出变革的第一步。学生群体年轻、热情、未被制度钝化，是社会中最具理想主义与行动力的群体。学生们正处于价值观形成与政治意识觉醒期，对不公有着天然的敏感，对于变革满怀憧憬，不惧风险。可今日许多穆斯林国家，大学正日益失去这项社会职能。孟加拉国的大学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它长期维持着相对完整的大学自治。教授可以批评政府，学生可以组织社团，课堂可以讨论敏感议题。而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大学往往受政府或宗教机构的严格控制，校长由政府任命，言论需政治审查，缺乏自治和自由，也就难以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从巴格达智慧宫到科尔多瓦清真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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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稳麦可能的现代形态

稳麦曾是一个现实存在的政治社群。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愿真主赐他安宁），在公元622年，为结束部落冲突、维护和平，制订《麦地那宪章》。这份宪制性文件让不同部落、信仰群体，包括麦加迁士、麦地那辅士、犹太人部落和其他“有经人”，进入一个共同的契约体系中。这是一种不同部落、信仰群体在政治与防卫上联合互助的共同体理念。宪章条款载明，他们是“一体的民族”（ أمة واحدة من دون الناس ），即承认所有契约签署方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而有了“稳麦”这个以政治和法律为纽带构成的共同体概念。宪章赋予所有公民平等地位，接受社区内不同宗教并存。所有宗教和部落的成员，在宪章之下都有平等的权利、保护与尊严。他们依照自身信仰生活，由本宗本法裁决事务。每个部落的成员和每个宗教的信仰者，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的享有和其他人相当的基本自由。这种对自治和共存的承认奠定了麦地那城邦多元合作秩序的基础，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看作是人类社会宗教间合作和契约共同体的原型。这也确实体现了穆罕默德（愿真主赐他安宁）是全人类的使者和伊斯兰是最后启示录宗教，所应有的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最为重要的是，先知亲手以包容、尊重为原则构建了这样一个政治社群。这是“稳麦”的原初含义。在随后的历史中，因为有犹太人部落违背契约，里通外国，而脱离稳麦。直至在麦地那城邦末期，稳麦中仅余穆斯林部落和迁士、辅士穆斯林社团。因为稳麦中不再有非穆斯林部落和社团，这让它看上去像是一个穆斯林政治社群，并在政策上偏向穆斯林的权利发展。这就似一国左、右两种意识形态的党派仅余右派，而使国家的发展完全倒向该派，直至成为一个完全服务于该派利益的国家一样。但即便如此，这时的稳麦仍然是穆斯林稳麦而不是伊斯兰稳麦。亦即它是由穆斯林部落和社团组成的政治社群，而不是由伊斯兰作为单一宗教建立的真主在现世的天国政权。也就是说，虽然稳麦内仅余穆斯林部落和社团了，但它依然具有在其作为一个政治社群上的跨宗教多元合作和契约共同体的形质。正是稳麦的这种形质，塑造了后来四位哈里发的拉什敦哈里发国家政权。它的存在未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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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走出阴谋论的泥淖

历史上的阿拉伯人，若是见有人不是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死掉，就猜疑是被人给毒害的。因这种思维方式的流行，使得许多历史事件扑朔迷离。他们总是将复杂社会现象简单归因于幕后黑手，认为事件的发生是某个阴谋的结果，而耗费历史学家大量笔墨澄清事实。现在的穆斯林，或许是因一种文化传导作用，在对待社会问题时，亦总是表现出阿拉伯人在其民族性上所具有的这种思维方式，以阴谋论来解释自身困境，将伊斯兰世界的落后归咎于外部敌对势力。例如，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犹太人通过共济会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全球经济、媒体和政府，并试图削弱穆斯林国家。甚而将现代全球体系的运作，归结为犹太人控制世界的结果。这些阴谋论通常将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复杂问题简单化，将共济会或罗斯柴尔德家族描绘成幕后操控者，以解释各种全球性事件。共济会被描绘为一个秘密组织，旨在操控世界政治和经济，乃至要实施“新世界秩序”计划。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如法国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都被解读为共济会的阴谋。还有阴谋论者将共济会描述为反宗教、反道德的邪教组织，将其同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关联在一起，如将其同法国奥运开幕式上那具有争议的一幕相关联。我们知道，共济会起源于中世纪的工匠协会，后逐渐演变为一个倡导启蒙思想和博爱互助的组织。它在十八至十九世纪间曾对欧洲启蒙运动和一些政治变革产生过一定影响，但这更多是思想传播的作用，而非幕后操控。现代共济会更像是一个社会俱乐部，成员多为中产阶级和退休人士，主要参与社区服务和慈善事业。它并非一个全球统一的组织，而是分散在不同国家的独立社团，缺乏统一的指挥系统。阴谋论者无法提供共济会操控全球的具体证据，只是通过猜测和模糊关联来推论。如把某些历史人物的共济会身份与重大事件强行联系，实则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全球事务涉及多个国家、利益集团和复杂的社会力量，任何单一组织都难以全面操控。至于共济会强调隐私，可看作是为保护成员的隐私权，这一点与大多数私人社团类似。倘若共济会真是世界的幕后操控者，为什么它的行动如此隐晦，而不是公开宣布权威？这种假设显然缺乏逻辑支持。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它被一些阴谋论者认为是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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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马志雄再度入狱之后

听闻马志雄为给回民印经书再度入狱。他所受指控，不过是因承接回民内部流通的经书印刷，其行为既无意图牟利，亦未危害公共秩序。然而，宁夏警方与法院却以“非法出版物”之名罗织其案——在当地查出他所印经书，判其有期徒刑十个月，令人愤慨。他前次入狱，同样的罪名，遭判刑五年（刑期自2016年4月19日起至2021年1月10日止），其母为子伸冤去世在公交车上。回顾历史，穆斯林社群的宗教文献印刷，是其文化传承的重要面向，即便黑暗如满清统治，亦未见干涉。经书与注释书籍，不仅为信仰提供指引，更构筑了族群的集体记忆。然而，今日的政府，却以行政手段打压禁绝这类印刷活动，将文化行为视为“非法”，已然超越了法律的本分。马志雄案，反映出国家治理中一种令人忧心的趋势：通过行政管制与司法介入，压制宗教与文化表达，试图以统一化思维抹平多元文化的根基，让花色多姿多彩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成为红彤彤的石榴籽。此案尤为令人愤慨之处，在于其体现出人治对法治的赤裸挑战。宪法明确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与信仰自由（第三十五条与第三十六条），更规定各民族有使用与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之权利（第四条）。然而，实践中，这些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与法治原则，竟常为行政机构随意解释所架空。马志雄从事的印刷活动，既未违背宪法精神，亦无证据显示其印刷品对社会构成实质性危害，政府以预判之心定罪查抄，既无正当性，亦无合法性，徒见权力之滥用。更令人深思者，是“扫黄打非”运动如何被悄然扩展至宗教文化领域。本应针对黄色与非法出版物的行动，何以演变为打压民族文化、消解信仰多样性的工具？答案或许在于一种对控制的迷恋——将一切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表达，归为“非法”或“有害”，从而方便治理。然而，这类治理逻辑无异于饮鸩止渴。文化与信仰，乃社会之根本稳定所在；压制其多样性，只会造成长期的分裂与冲突。马志雄案并非孤例，而是整个穆斯林社群近年来所承受压迫的缩影。玉溪马玉巍阿訇被捕一事余音尚存。这些年来，穆斯林族群的宗教文化活动屡遭冲击。经书印刷厂的查封、宗教书籍的没收，皆表明一种针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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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划破阿拉伯专制铁幕

阿萨德政权倒了。独裁政权的倒掉，总是大快人心。独裁者本应在和平未死时还权于民，却偏要在砍钝了屠刀后像丧家之犬一样去逃命——由一艘沉船，逃到另一艘正要沉下去的船上。愿真主使他们全都覆灭。叙利亚人与民贼相搏，十数年间，已有近六十万人失去生命，有六百万人沦为难民。全球各个城市的叙利亚社区，都在庆祝阿萨德政权的倒掉。我身边的叙利亚人，听到那独裁政权倒掉的一刻，在水泥地上跪下双膝，向真主叩头感恩。那些为这独裁政权的倒掉而惋惜的人，绝不是叙利亚人。而只有叙利亚人懂得这独裁政权倒掉的意义，也只有叙利亚人自己才有资格对这独裁政权的倒掉发言。人们跑进有着“人类屠宰场”之称的赛德纳亚军事监狱，寻找被关押在里面的亲人。这些地下牢房没有窗户，人们在那里度过了数年甚至数十年没有阳光的日子。据人权组织的记录，在2011年至2018年期间，这所监狱有超过30000名被拘留者因酷刑、缺乏医疗或饥饿而被处决或死亡。2017年时，监狱附近新建了一座火葬场，专门处理那些被残忍处决的囚犯尸体。而这所监狱，只是阿萨德独裁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的拘留、审讯和无端惩罚制度的一部分。安全机构的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地牢，人们在那里就消失了。幸存者和人权组织的证词显示，有些人的亲属被当着他们的面遭受酷刑和强奸，直到他们说出任何涉嫌反对政权的人的名字。 “我们推翻了暴政！”一名囚犯的声音在监狱外的晨曦中响起。希巴•阿卜杜勒•哈基姆•卡萨瓦德的父亲、祖父和两个兄弟在她十三岁时被军警抓走，她希望家人能早日回来，但十一年过去了，依然未有他们的踪迹。她说：“如今，自由就像一声钟声，对于习惯于沉默的耳朵来说，声音太响了。” 这样的暴政，绝不能让它再多存在一刻。有人竟为这样的独裁政权的倒掉而惋惜。究竟是什么伟大的事业，需要这样的暴政来实现？若对残暴独裁政权妥协以维持政治现状的伪和平是一种伊斯兰价值，那么，先知最该同麦加古赖氏贵族妥协。可先知没有，他是通过反暴政建立了真和平。回到十三年前，十五名少年因反阿萨德独裁统治的涂鸦而遭拘捕和酷刑，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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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和平死了

按语：旧文，重温叙利亚内战，澄清事实。谁是天使，谁是魔鬼，还是可以分清的。我不知道一个独裁政权倒台后会建立起什么来，但若冬天已到，春岂会悄然长消歇？！该文《新视角》杂志曾选登过一部分，这里，在战火重燃、叙政权摇摇欲崩之时，全文发出。叙政府军日前宣称拿下了反对派在阿勒颇东部最后阵地，这意味着自九月以来政府军与反对派之间的阿勒颇争夺战已落幕。这将进一步巩固阿萨德政权，使未来政局向有利于叙政府方面发展。俄罗斯和伊朗如愿以偿，为此俄派出空军海军、伊朗出动革命卫队直接参战。不惜代价，不计后果，收获一座死城的价值只为在美政权交接的窗口期积攒下与未来美新政府谈判的筹码。对于美英法等国及反对派而言，阿勒颇的沦陷意味着推翻阿萨德政权的革命之路变得更为艰难，处境岌岌可危。自化武危机美忌惮出兵暴露其真实立场后，反对派的实力再被看穿。内无凝聚力，外无军援。孤军奋战，各自为政。只剩为争自由而革命的血肉之躯。城内平民为争夺战付出的代价最为惨重。凡搞独裁专制的政权，没一个会把百姓的性命当回事的。叙政府军在俄伊两国的全力军事协助下，对反对派控制的城区进行不加区别的空袭和炮击，摧毁一切民用设施，并阻止国际社会进行人道救援，制造饥饿和恐惧，造成叙内战五年来最严重人道灾难。政府军在拿下阿勒颇后，开始在街头公开处决被认为是反政府的平民，一些妇女儿童被烧死在家中。某些亲阿萨德政权国家媒体，数月来对平民惨状视而不见，粉饰政府军而丑化反对派，制造虚假信息散布于网络。数月来联合国安理会制止阿勒颇人道灾难的所有尝试全部失败了，各种形式的人道停火决议案都因俄方的否决而未能通过。12月14日，联合国安理会就阿勒颇问题举行紧急会议，秘书长潘基文为挽救战后城内幸存平民的性命指出：“目前国际社会需要做的是制止杀戮。随着阿勒颇战斗的结束，叙利亚当局和他们的盟友——俄罗斯和伊朗应该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义务采取行动，允许剩余的平民逃离被围困地区，并允许所有人道主义行动者进入该地区并提供关键的重要援助物资。”经过两天的斡旋后，16日潘基文在卸任记者会上表示，“阿勒坡如今是地狱的同义词”。一在此前（ 12月5日）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上，中俄联手否决了由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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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摆脱“东方主义”的思维框架

当重新看待“东方主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揭示了西方通过学术、文学、艺术等途径构建“东方”的方式，这种构建使东方成为一个静止、落后、神秘的对象，与“进步”“理性”的西方相对立。通过这种文化他者化，西方不仅确立了自身的主体性和文化优越性，还为其殖民扩张提供了合理性。然而，萨义德的这种理论本身具有某种适用性，穆斯林社会同样需要反思其是否也在以相似的方式他者化外部世界。穆斯林社会在应对外部批评时，往往将其归结为“东方主义”的偏见，而忽视了批评背后可能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态度使得穆斯林社会对其内部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文化保守及学术停滞的深层次问题缺乏足够的自省。在面对西方/非伊斯兰世界对这些问题的批评时，穆斯林社会倾向于将其视为文化偏见、将自身的失败归因于外部力量，如阴谋论、双重标准之类的，同天朝的“美帝亡我之心不死”遥相呼应。这种归因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穆斯林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如经济发展的滞后——我昨日见朋友发来喀布尔泥泞的街巷——不仅与外部制裁或殖民遗产相关，更与治理无效、资源分配不均以及社会创新能力的不足密切相关。穆斯林社会在批判西方“东方主义”的同时，也在以类似方式他者化西方，将其视为统一的“敌人”或“压迫者”。这种二元对立忽视了西方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甚至导致穆斯林内部的激进主义倾向。一些群体通过妖魔化西方文化来强化自身的宗教或文化认同，却无视跨文化合作的巨大价值。与此同时，他们正乘坐最现代化的客机进行全球旅行，使用最先进的手机进行通讯，甚至他们就生活在西方社会。对“东方主义”的过度指控强化了防御性心态，使穆斯林社会对外部建议和国际合作持排斥态度。这不仅限制了经济、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开放性，还削弱了内部改革的动力。过于强调外部偏见容易导致文化认同的单一化和僵化。穆斯林社会为了对抗所谓的“西化”，可能会强化传统主义，全面排斥现代性，进而丧失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对外部的关注掩盖了内部的社会矛盾，使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穆斯林社会当重新审视“东方主义”理论的局限性。私以为它只适合西方学界用以自省，而对穆斯林社会有害无利。卡西姆•萨马莱在《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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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逆体制化

一个人在精神病院、监狱等没有自由的地方久了，就会丧失独立性，出现在社会生存方面的缺陷。这是体制化的病。长期被体制化的人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对残害他的体制产生依赖。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求生，实则是踏上灭亡之途。回民在盐碱地能生存至今，主要在于其在文化上的一种独立性，而不是学界常讨论的那种在地化的适应。在沃土，适应或许是好的。可在无法诞生文明之花的盐碱地，适应将会导致自己消亡。故先贤胡登洲创立经堂教育，拒绝盐碱地的社会化，自办学堂，以穿衣挂幛为阿訇资质认定之规范。而回民寺坊，亦只聘请由该规范认定的阿訇。关于阿訇认定权，它由穆罕默德先知（愿主赐他平安）授权其弟子替圣传道而来，到了回民的经堂教育这里则仪式化为教长为其学生戴缠头巾和穿衣来授予阿訇资格及开学任教权力。这种阿訇认定权，既属宗教自由，亦为少数群体之权利。联合国人权公约规定：“在存在族裔、宗教或语言少数群体的国家，不得剥夺属于这种少数群体的人与其群体的其他成员一起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践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各签约国政府，对此都负有人权义务。回民理应维护自己的这项权利。回民要保持其文化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自由。教育上需自主办学，阿訇资质上需教长以师承传统认定，阿訇聘任上需寺坊民主选择。——这些都要排除世俗权威的干预。回民若能拥有这些方面的自由，即便不能实现在中华替圣传道的宏愿，亦不会灭亡。可现在，官方正全面挤压自由空间。这种对自由挤压的最形象的一面，莫过于在被毁清真寺上强加的含有官方意识形态表达的建筑印迹。它告诉回民，他们已进到其社群生活最核心的区域。回民每日亦会瞧见它，深刻感受其权力表达。回民丧失了在这片土地上表达其建筑文化的自由。而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亦早已丧失。官方的经学院和阿訇证，进一步对回民社会去其自由。当回民彻底丧失文化教育和阿訇认定的自由后，便是其作为一个族群，同时亦是作为一个宗教团体，精神枯死之时。回民当明白，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与宗教格格不入的。抛开几次所谓“左倾”的特殊时期不论，且看代表改革开放的十九号文件，亦载明——“在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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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艾西尔：效忠储君耶齐德

在这一年（回历五十六年），人们向耶齐德•本•穆阿威叶效忠，承认他继承其父亲作为哈里发的统治权。此事是由穆吉拉•本•舒阿巴引发的，当时穆阿威叶欲免去其库法总督职务，任用赛义德•本•阿斯。穆吉拉闻此风声，说：“我最好亲自去见穆阿威叶，主动请辞，以在人们面前表现出我对该职务的满不在乎来。”遂启程往见穆阿威叶。路上，他对随行者说：“若我现在不能为你们争取总督职务和行政权，他日恐再无机会。”既至大马士革，他依计而行，去见耶齐德，说：“圣人（愿真主赐他平安）的同伴们中的名流巨子，以及他的亲眷和古赖氏的长老们，皆已谢世，只遗下些儿孙辈们。而你是其中的龙驹凤雏，通晓圣行，善理国政，我不知信士的长官为何还不为你立下继承权。”耶齐德说：“君以为此事可行吗？”穆吉拉说：“可行！” 于是耶齐德去见他的父亲，将穆吉拉的话告诉了他。穆阿威叶召见穆吉拉，问起这件事来。穆吉拉说：“信士的长官，您已目睹在奥斯曼之后的流血纷争。耶齐德是您的继承人，请任命他。这样，即便您出了什么意外，他也能继续给人民提供庇护，续君之未竟大业，国家亦不致再陷流血纷争。”穆阿威叶问：“谁能帮我做成这件事？”他说：“我为您管好库法人，齐亚德（穆阿威叶同父异母的兄弟）为您管好巴士拉人。只要这两个城市的人不反对，就无人能反对。”穆阿威叶说：“你回去继续工作，与那些你信任的人商议这件事，而后我们再议。”穆吉拉辞别，回到他的同伴们那里。他们问：“结果如何？”他说：“我已将穆阿威叶的脚放在一个深远的陷阱中，这将给穆罕默德稳麦造成永久性的裂痕，无法修复。”然后他引用了一句诗： “在秘密的议事中，我是唯一的见证者。高价买下仇敌，面对怒火不息的争斗者。” 穆吉拉返库法，与他信任的人，还有知道他支持伍麦叶家族内幕的人，谈了耶齐德的继承权问题，众皆同意效忠耶齐德为储君。于是他在这些支持者中派出十人，亦有说法称超过十人，给他们三万迪拉姆，由其子穆萨•本•穆吉拉带至穆阿威叶处，为耶齐德游说立储，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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