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論

      一拖再拖，今日终于得闲，拨通沈丘葛阿訇电话，问起十余年前一位故人。       自迁居漯河已两载有余，此地距沈丘不过三小时车程，但琐事牵绊，竟将前往沈丘之行一再延宕。初定于斋月，后因迁居搁置，及至家宅稍安，方得闲暇，拟收拾行囊，翌日启程。岂料葛阿訇话语沉沉：“你见不到了。”老人已归真三载矣！闻此言，不禁心头一阵怅然，怅然中又隐隐多几分愧疚。       我与老人并非至交，仅于十数年前短暂相处几日，甚至记不起他的音容面貌。若今日相逢，亦恐“纵使相逢应不识”。但他予我的印象深刻非常，久未忘怀。只是云南遥遥，岁月如流，漂泊之生繁杂难控，常顾此失彼。       自北京肄业后，我逃离都市喧嚣，寄身于安徽阜阳东关大寺，追随李慕唐阿訇，续求学业。那段求学时光，乃人生最后一次幽栖之旅，春夏秋冬，无非养花种菜、读书讲经而已。我住南讲堂东侧小屋，书桌倚南墙，狭小窗棂透些许光亮。桌案之上、地面之上，尽是堆叠书册，大多为李阿訇藏书，亦有我自购书籍。       至我赴阜阳次年秋，沈丘马义敏乡老来拜谒李阿訇。李阿訇门庭若市，来客络绎不绝，然于这些来者，我少有交流，唯任其往来匆匆。某日正伏案读《清史稿》，煞有介事，忽闻外间李阿訇与马乡老畅谈，似论教育。片刻后，二人入我房中，李阿訇笑言：“你瞧，这个海里凡中不中？”由此，我与马乡老相识。       老人素性平和，却常携话题来我屋中，与我攀谈。我则正襟危坐，佯作专注。彼时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正潜心撰写某书，将汉文史料笔录研读，日复一日，积稿盈尺。马乡老见我案旁摞摞《二十四史》，忽问：“这些书，你读了多久？”我答：“一年有余。”老人笑言：“海里凡中许久未见如你者，若能下此苦功，不妨为回民写部真正有意义的书。”       老人娓娓讲起往事，言及文革岁月河南教门诸事，提到陈克礼，以及他们那一代人护持教门的艰难。滔滔述说中，至动情处，竟泪光隐现。其所讲内容，质朴真切，无需雕饰，已然足成一部史书。可我当时懵懂，竟未作记录。       唯记老人谈及槐店杜芾材（杜胡子，李四阿訇大少之亲家）旧事。杜胡子于改革开...

      当重新看待“东方主义”。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揭示了西方通过学术、文学、艺术等途径构建“东方”的方式，这种构建使东方成为一个静止、落后、神秘的对象，与“进步”“理性”的西方相对立。通过这种文化他者化，西方不仅确立了自身的主体性和文化优越性，还为其殖民扩张提供了合理性。然而，萨义德的这种理论本身具有某种适用性，穆斯林社会同样需要反思其是否也在以相似的方式他者化外部世界。穆斯林社会在应对外部批评时，往往将其归结为“东方主义”的偏见，而忽视了批评背后可能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态度使得穆斯林社会对其内部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文化保守及学术停滞的深层次问题缺乏足够的自省。       在面对西方/非伊斯兰世界对这些问题的批评时，穆斯林社会倾向于将其视为文化偏见、将自身的失败归因于外部力量，如阴谋论、双重标准之类的，同天朝的“美帝亡我之心不死”遥相呼应。这种归因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穆斯林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如经济发展的滞后——我昨日见朋友发来喀布尔泥泞的街巷——不仅与外部制裁或殖民遗产相关，更与治理无效、资源分配不均以及社会创新能力的不足密切相关。穆斯林社会在批判西方“东方主义”的同时，也在以类似方式他者化西方，将其视为统一的“敌人”或“压迫者”。这种二元对立忽视了西方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甚至导致穆斯林内部的激进主义倾向。一些群体通过妖魔化西方文化来强化自身的宗教或文化认同，却无视跨文化合作的巨大价值。与此同时，他们正乘坐最现代化的客机进行全球旅行，使用最先进的手机进行通讯，甚至他们就生活在西方社会。       对“东方主义”的过度指控强化了防御性心态，使穆斯林社会对外部建议和国际合作持排斥态度。这不仅限制了经济、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开放性，还削弱了内部改革的动力。过于强调外部偏见容易导致文化认同的单一化和僵化。穆斯林社会为了对抗所谓的“西化”，可能会强化传统主义，全面排斥现代性，进而丧失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对外部的关注掩盖了内部的社会矛盾，使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穆斯林社会当重新审视“东方主义”理论的局限性。私以为它只适合西方学界用以自省，而对穆斯林社会有害无利。卡西姆•萨马莱在《关于...

      在这一年（ 回历五十六年 ），人们向耶齐德•本•穆阿威叶效忠，承认他继承其父亲作为哈里发的统治权。       此事是由穆吉拉•本•舒阿巴引发的，当时穆阿威叶欲免去其库法总督职务，任用赛义德•本•阿斯。穆吉拉闻此风声，说：“我最好亲自去见穆阿威叶，主动请辞，以在人们面前表现出我对该职务的满不在乎来。”遂启程往见穆阿威叶。路上，他对随行者说：“若我现在不能为你们争取总督职务和行政权，他日恐再无机会。”既至大马士革，他依计而行，去见耶齐德，说：“圣人（ 愿真主赐他平安 ）的同伴们中的名流巨子，以及他的亲眷和古赖氏的长老们，皆已谢世，只遗下些儿孙辈们。而你是其中的龙驹凤雏，通晓圣行，善理国政，我不知信士的长官为何还不为你立下继承权。”耶齐德说：“君以为此事可行吗？”穆吉拉说：“可行！”       于是耶齐德去见他的父亲，将穆吉拉的话告诉了他。穆阿威叶召见穆吉拉，问起这件事来。穆吉拉说：“信士的长官，您已目睹在奥斯曼之后的流血纷争。耶齐德是您的继承人，请任命他。这样，即便您出了什么意外，他也能继续给人民提供庇护，续君之未竟大业，国家亦不致再陷流血纷争。”穆阿威叶问：“谁能帮我做成这件事？”他说：“我为您管好库法人，齐亚德（ 穆阿威叶同父异母的兄弟 ）为您管好巴士拉人。只要这两个城市的人不反对，就无人能反对。”穆阿威叶说：“你回去继续工作，与那些你信任的人商议这件事，而后我们再议。”穆吉拉辞别，回到他的同伴们那里。他们问：“结果如何？”他说：“我已将穆阿威叶的脚放在一个深远的陷阱中，这将给穆罕默德稳麦造成永久性的裂痕，无法修复。”然后他引用了一句诗：       “在秘密的议事中，       我是唯一的见证者。       高价买下仇敌，       面对怒火不息的争斗者。”       穆吉拉返库法，与他信任的人，还有知道他支持伍麦叶家族内幕的人，谈了耶齐德的继承权问题，众皆同意效忠耶齐德为储君。于是他在这些支持者中派出十人，亦有说法称超过十人，给他们三万迪拉姆，由其子穆萨•本•穆吉拉带至穆阿威叶处，为耶齐德游说立储，并建议...

      康有玺老师给我看他的《幸福的炼金术》的译本，并且要我写几句话。       这些年，他不断译书，要将伊斯兰文化引介到汉语世界，还要投放到国人都能接触的到的文化园地。我见他形单影只地进行这项工作，不知疲倦。民国以后，我们已很难再见到汉语世界的伊斯兰文艺盛况，在这艰难的时境就只剩下些理想和汗水了。但理想和汗水仍是有意义的，它们是要再创文艺复兴的回民社会的生的气息。改革开放后，汉语穆斯林涌现出了一批译者，他们都在各自的兴趣内投身于翻译。虽然翻译的质量和推进文化的形式，还不能同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相比，但却是一种可敬的文化尝试。 一       这本《幸福的炼金术》，按照安萨里的学科分类，应放在伦理学科和实践学科内。不过，按照伊本•赫尔敦的学科分类，它是苏菲学。它是作者从伊斯兰伦理出发的，对早期苏菲实践的修正和教律规范。当时苏菲派正因轻视沙里亚和反律法主义的思想倾向，而受到社会上的严厉批评。作者想借此来调和逊尼派和苏菲派之间的矛盾，而其波斯语的写作语言选择则说明，这是在针对当时已苏菲化的中亚穆斯林社会在苏菲世界内部进行的一种自我言说。此外，它亦是作者对其认识论和本体论，于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在波斯语世界的重申。我们可以将它放在公元九至十一世纪伊斯兰世界关于教义的大讨论中来阅读，当时穆阿台齐赖学派、艾什阿里学派、阿拉伯哲学逍遥学派和开罗法蒂玛帝国持伊玛目观念的什叶派，正在进行一场持久的关于知识本质和一切实在最终本性的思想论辩。安萨里面对这场论辩，走进怀疑论中。       起初，他认为自己无法获得确定性的知识。这种感觉源于他还不能认识到当时争论各派的问题所在，不具备同逍遥学派哲学家，包括穆阿台齐赖派学者进行形而上学问题讨论的能力。一位传统法律学者，要想参与这场论辩还需要进行哲学和思想训练。按照他在《迷途指归》中的说法，就是要进行再学习。于是，他在其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以怀疑论走向一条新的求知道路，以检验信念/知识的可靠性。其对一些既定的宗教信仰理论在认识论上的怀疑同笛卡尔类近，而其解构因果关系的偶因论主张则与休谟的怀疑主义更相像。他进行了短暂的哲学学习，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并不想以哲学方法去掌握绝对真理，而是为了推翻它。确切地说是推翻以法拉比和伊本•西...

      墙内的诸君，连日来大谈美国校园里的示威——“停止针对学生的霸凌和暴行，把民主和人权还给美国人民！”       我们知道，墙内本是奴隶的世界。这一世界中人，不曾为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在其所寄生的体制下示过威，未在广场上振臂一呼抗议过不公，甚至未真正意义上感受过自由是什么，现在却隔墙大谈把民主和人权还给美国人民，这是可以悲哀的。昨日白宫记者会晚宴，有示威者对着美国总统高喊“种族灭绝乔”，可并未被人间蒸发，或是在暗室被电锯肢解，可见美帝相比墙国还有阿拉伯世界，仍有着一点在制度上的优越性。因为有着这种制度性保障，排除了当权者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对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动用警察权取缔学生示威是否执法过当的问题，未来必会有正当的司法程序来论定，是无需墙内诸君焦心劳思的。       若我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只是被拘捕，或将不能以毕业生代表的身份上台致辞，再或者被停学处分，必会义无反顾的投身于反战示威。因为这样的世界没有恐惧，给了人示威的勇气。在民主国家校园里的学子，就是为维护心中的正义而生的。他们是国家的主人，维护政治伦理，追求国家的共善与人类社会共同的福祉，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他们可以推动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运动，去对抗所有的黑暗。他们可以推翻校长对大学的领导，推翻州政府，推翻联邦政府，直到国家回到其理想状态。因为国家在其进路始终是处在这样一种被社会运动时刻纠正的状态的，它看上去便不会是墙国奴隶世界的那种虚假的太平盛世。但它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是不惧国民任何的示威的。       反观墙国和阿拉伯世界内的大学，既不会有学子示威，亦不会有军警前来镇压。他们是其所在世界里受统治和压迫的沉默大众，是以象征暴力为基础的政治拜物教供桌上的祭品。在充斥着恶劣的专制统治的政治失败的世界，其成员的存活只能寄希望于惨剧及更大的惨剧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同情和眼泪所可能带来的改变，而这往往取决于死亡的数量和苦难的深沉。现在，发生在该世界的惨剧换来了别的世界的同情和眼泪——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持续引发美国大学校园的示威浪潮，就有人说我们反败为胜了，并不管已有多少加沙人肝脑涂地。他们痛斥美国的民主和人权，并大谈其精神胜利法。       一...

      战火烧遍加沙每一寸土地。       当流浪狗叼着孩童的尸体穿行于废墟时，伊斯兰稳麦已经死亡。虽然遍地是穆斯林。真主说：“他使你们为大地的代治者，并使你们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若干级，以便他考验你们如何享受他赏赐你们的恩典。”（ 6：165 ）这场伊斯兰当代史上的惨剧，该换来穆斯林的觉醒。觉醒，也只有觉醒，才能够是伊斯兰世界——人类社会曾经最伟大的文明，面对这场惨剧该做出的反应。而其他的任何反应——仇恨、绝望和认命，都只会拉低这个伟大的文明的高度，以及他们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先知的追随者的身份。“从你们的主派遣来的明证确已来临你们，我已降示你们一种显著的光明。”（ 4：174 ）穆斯林当依循这道光，从二百余年的沉睡中醒来。先不必去做大地的代治者，只是醒来。       在这场惨剧中，穆斯林不断向真主祈祷。祈祷是可以被真主准承的，尤其是当全球穆斯林以一种集体行为共同祈祷时。真主说：“你们要祈祷我，我就应答你们。”（ 40：60 ）可若未被准承，则将造成一种当代穆斯林与真主之间的关系的紧张。这是足以让穆斯林感到恐怖的情境。真主的沉默——对当代穆斯林及其行为的反应，在这场惨剧中是如此的震耳欲聋。当我面对这惨剧，在任何一个接近真主的时刻捧起双手来时，我深感，在所祈祷的与真主的应答之间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我索求不来。而那段经文雷声轰鸣——“真主必定不改变一个民族的状况，直到他们自己改变之。当真主欲降灾害于任何民族的时候，那灾害是不可抗拒的。”（ 13：11 ）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真主为世界万物的运行制定了法则。宇宙有宇宙运行的法则，社会有社会运行的法则。“你在至仁主的所造物中，不能看出一点参差。”（ 67：3 ）人所祈祷的，不能违背真主支配世界万物的法则。真主说：“你不要向我祈求你所不知道的事情。”（ 11：46 ）即便是先知，其现实处境的改变，亦常伴随着改变其处境的实际行动。在伍侯德战场上，穆圣的头被打破，牙齿被打落，满脸是血。而他亦总是在战场上，才捧起双手来祈求现实处境的改变。是以，祈祷常伴随奋斗。       没有实际行动的祈祷，在真主那里必会是苍白的喧嚣...

      海南政府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不久前接获市民一则来电，陈述其在某饭店用餐，门面标注着“清真”字样，实则非清真，店主竟为汉族。诉求有关部门核实该店是否持有清真资质，并采取相应处理。政府的回应是：“经核实，市民所投诉清真属于少数民族饮食习惯。清真无需向有关部门申请资质，属于个人饮食习惯。市民可自主选择是否在该店消费。”言下之意，清真与宗教无涉，是一种饮食习惯，商家有使用“清真”标识的自由。       自新疆日报社发表题为《把‘清真’泛化是别有用心》的文章，距今已有十年。而自笔者写《‘清真泛化’背后》一文，亦过去七载。这期间我们经历了清真食品立法被搁置，各地整顿所谓的“泛清真食品化”、“清真食品泛化”、违法清真食品认证。我们还从未见像海南政府这样，认为使用“清真”标识是自由的。现在，借着海南政府的这种观点，是时候让我们来取得对清真的共识了。        首先，笔者赞同这种对清真的观点。这亦符合2016年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就清真食品管理问题答记者问时对清真食品所强调的一项原则：“在清真食品的概念上，严格将清真食品界定为群众的生活饮食习俗，而不是将清真食品界定为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食品，为防止宗教干涉世俗生活建立了一堵防火墙，为促进我国清真食品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法制保障。”       政府不从宗教来看待清真，意味着经营清真饭店和加工清真食品不需要专门的宗教许可证，对清真标识的使用亦无需向有关部门申请资质。经营清真饭店和加工清真食品，只需要遵循一般性的商业和食品法规，获得相应的营业执照和食品服务许可证即可。政府不参与对特定宗教食品的审批和认证，亦可避免对其他宗教或非宗教饮食习惯的不公平对待。       这实质上是遵循了现代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政教分离。政府在管理事务和制定法规时保持中立，不参与或干预宗教事务。这在一个多元文化、多宗教的国家，有助于维护社会多元性和平等。       不过，为了政府政策的一致性，应废除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省（区、市）清真食品管理的法规。政府不干预清真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的传播，包括对“HALALI”阿拉伯文标识的使用。这亦意味着，国家...

按语 ：从昨日伊斯兰国到今日巴以，穆斯林的情绪失常并未有不同。诚然九年对于观念的转变而言还太短促，他们理应要沉沦上一百年。这里将这篇旧作原封不动地重发，以与志同道合者共勉，在暗夜里结伴前行。（ 2024年1月7日，旧作新发记 ）       对于穆斯林而言，“伊斯兰国”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存在——它就这样存在于当今穆斯林社会，它的首都是拉卡，旗帜上则写着清真言。不要说“伊斯兰国”已是一种政治实体，即使只是一个理念，或者像基地组织那样的意识形态，穆斯林也必须去面对它的存在，而无论它给穆斯林带来的是荣誉还是指责，以及在面对这种存在时心情如何。穆斯林要知道，这就是他们所处的世界，一种社会现实。那些矢口否认“伊斯兰国”所具有的宗教性的人，和那些盲目地奔赴西亚投奔它的人在认识问题的能力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关键是，在非穆斯林看来，穆斯林选择逃避“伊斯兰国”问题，把它放逐到伊斯兰的境域之外以保全自己“清白”之身，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伊斯兰国”分子们的署名权来自他们的穆斯林身份，如果这些人不是穆斯林，那问题就简单多了。不过，把“伊斯兰国”分子的信仰交给哈桑•巴士里（ 642-728 ）所代表的正统派教义学家们来决断，依照“内心诚信，口舌招认”的信仰原则，这些人显然还是穆斯林；即使把他们交给哈桑•巴士里的学生瓦绥尔•阿塔（ 699-749 ）所代表的穆尔台齐赖派，由理性主义学者们来做客观评判，依照对犯重罪者的第四项原则，这些人则是介于“判教者与信士之间”，仍未与伊斯兰完全脱离。所以，最终他们的穆斯林身份取决于他们自己，比如公开发布一份声明来否认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但显然他们会断然拒绝这样做的。       实际上，“伊斯兰国”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所奉行的激进主义路线，这让它丧失了伊斯兰宽容博爱的宗教精神，把一种博大精深的天启信仰和广阔的文明体系狭隘地诠释为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并因此遭到了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内的全世界的指责。不过，我们应当清楚，“伊斯兰国”绝非凭空存在于世界。黑格尔说：“凡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国家政权更是如此，而“伊斯兰国”则放弃一切社会支持，同所有人类政权相抗衡，如果不是他们疯掉了，那就是既有国际秩序存在着问题。自古...

      穆斯林确信幽玄事物的存在。真主说：“他们确信幽玄，谨守拜功，并分舍我所给与他们的。”（ 2：3 ）从创世到审判日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存在着无数幽玄事物。穆斯林必须确信它们的存在。但幽玄事物之所以是幽玄的，就是我们无法真正知晓它。哪怕它看似已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已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我们对其认知仍是一种猜想。像是“七人一狗”，我们看似是知道它的，其实不然。真主说：“有人将说：‘他们是三个，第四个是他们的狗。’有人将说：‘他们是五个，第六个是他们的狗。’这是由于猜测幽玄。还有人将说：‘他们是七个，第八个是他们的狗。’你说：‘我的主是最知道他们的数目的，此外，只有少数人知道。关于他们的事情，只可作表面的辩论。关于他们的事情，不要请教任何人。’真主是最知道他们逗留的时间的。唯有他知道天地的幽玄。”（ 18：22-23 ）       真主未赋予我们知晓幽玄事物的能力，只将其专属于自己。真主说：“我以你们所能见的万象盟誓，并且以你们不能见的幽玄盟誓。”（ 69：38-39 ）又说：“他是全知幽玄的，他不让任何人窥见他的幽玄。”（ 72：26 ）即便是圣人，亦被限定在这个认知范畴内。阿伊莎传述：“谁告诉你说穆罕默德（ 愿主赐福他 ）看见了他的真主，谁确实在撒谎｡真主说：‘众目不能见他｡’谁告诉你说穆罕默德知道幽玄，谁确实在撒谎｡真主说：‘只有真主知道幽玄｡’”（ 布哈里辑录 ）故而，幽玄事物的知识是专属于真主的，我们不具备这种知识。幽玄事物的知识亦是真主作为万物主宰的一种统治权的体现，被造物无法分有这种权力。正因如此，艾什尔里和马图里迪在教义上将“知未见”当作真主独有的权力。       幽玄事物不是我们能知晓的，更不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主观感受就对其下断言的。现在的巴以局势，引发了人们对末日的一种思想倾向。关于末日的知识，包括末世状况，都是属于幽玄事物。除非它在现实中呈现出来了，否则这种对巴以局势同末日的关联，就是一种对幽玄事物的过度解读和运用。真主说：“难道他知道幽玄，故认为自己的行为为真理吗？”（ 53：35 ）哲布利勒天使问圣人：“请你告诉我一些有关末日的事。先知说，被问的人并不比问的人更知道。再问，请你告诉我一些有关末日的征兆。先知说，婢女生了自己的主人；你看见赤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