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論

      在离别的山路上回望乌鲁•扎米。       它在乱山残雪间，像是一颗明珠镶嵌在天赐之城（布尔萨有个波斯血统的名字叫 “خداوندگار”，是“真主的礼物”的意思）的中央。       塞尔柱风格的红砖尖塔，使它散发着浓厚的突厥—波斯文化气息。沉静的外表内部波澜壮阔，二十个拱顶轴线交叉营造出巨大空间。墙壁上是四十一位书法家用十三种书法体书写的一百九十二副作品。敏拜尔用质地坚硬的核桃木雕凿，以榫卯将数百个木块扣合在一起；它的一侧用三角形、矩形与压纹浮雕展现出太阳系的布局，以劝教用的讲坛来表达十四世纪穆斯林对天文的认知。殿内有一处拱顶被做了露天处理，下方是一座大理石砌的喷泉，阳光、雨水，冬季则是雪花，由天井落进池里。光线射入池水的一幕，是天下寺院中见所未见的奇景。       春犹浅，寒风扑面，远山雪未尽。眼前粗石红砖砌出的古寺，石墙上为抵消压力而开出双层内衬窗户，面对着古槐深巷。这才是突厥武士的栖身处，而不是拜占庭化的伊斯坦布尔。在十四世纪，它是伊斯兰建筑史上最伟大的五座寺院之一，那时米玛•希南（1490—1588）尚未出世，代表突厥穆斯林最高建筑成就的埃迪尔内的塞利米耶清真寺、伊斯法罕的国王大寺和印度的泰姬陵都不存在，而在欧洲另一端的科尔多瓦清真大寺正在被逐步改造成天主教大教堂。       它是巴耶齐德（1354—1403）苏丹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中（1396年）向真主的举意。科索沃战役后（1389年）奥斯曼人雄踞巴尔干半岛，君士坦丁堡沦为孤岛，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边界北移至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1368—1437）以抵抗异教徒侵略之名向欧洲基督教诸王国求援，罗马教宗博义九世（1356—1404）呼吁组建十字军。此时，英格兰与法兰西结束了百年战争有了关心中欧问题的闲暇，威尼斯人担心奥斯曼帝国西进会威胁他们在爱琴海的商业利益，热那亚怕匈牙利失守欧洲至黑海的贸易路线被切断，天主教骑士团则正无用武之处，于是就促成了西方在中世纪的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他们想借着一场宗教战争，来摧毁这个横档在欧洲人面前的新兴帝国，并能重演当年扫荡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在其心脏地带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基督教王国。   ...

      我在阳台看落日。       它那赫赫红色，仿佛是沾染了千万生灵的鲜血，涂抹在夕天，辉辉火云像是杆头抖动着的血布，那被浸透的残霞似屈死者的倒影浮荡在暮角。它就要落下去了。在东方这片土地上，每一颗红太阳都将在真主滚滚常道下走向末日的黄昏。“假若他为他们所犯的罪恶而惩治他们，那末，他必为他们而促进刑罚的来临，但他们有个定期，他们对那个定期，绝不能获得一个避难所。”（18：58）       听说，他们的毁寺运动，在昭通布嘎宝山清真寺毁出了新境界。《宪法》早已被他们当作废纸踩在脚下，这次则是封建年代的王法都没有了，地方执法部门摇身化为泼皮，殴打村民强行毁寺。看上去，胁迫群众“自愿”改造清真寺的政治手腕都免了。       云南是全国少数族群最多的省份，也是改开后民族宗教政策搞得最出色的，原本它是可以作为解决西域问题的一个良好范式的，可仅数年之间便已退化到官民势不两立的境地，其对改开后民族宗教政策的反叛，与宁夏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在全国具有创造性的像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一样的“两清”政策，曾是当年国际上尽人皆知的一桩丑闻。而今该省对“中国化”运动的执行风格，再令世人大开眼界。       法治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防护堤，它一旦被摧毁，哪怕只是凿开一个洞，就像是对伊斯兰的“中国化”这样的非法之隙，就必会导致普遍的公民权利灾难。譬如这两年，该省砚山县政府为夺取清真寺控制权，先是在2020年4月9日罢免平远镇茂龙清真寺管委会，后又动用特警逮捕阿訇、寺管会成员和回民群众9人。2021年12月27日，该县又对当年“两清”一事打击报复，以“涉嫌宣扬极端主义”的罪名逮捕松毛坡清真寺马敬伟阿訇。故而，他们既已践踏了法治，也就必然会走到打人毁寺这一步了。       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有句话：在他们开始烧书的地方，他们最终会烧人。记得在这场运动开始时，我曾写了《伊斯兰与“中国化”的提出》一文，警告说，“中国化”是理论失控的，它与“清真泛化”、“去极端化”、“三股势力”、“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一旦它作为国家政策被在穆斯林少数族群身上执行，就必然会演变为韩愈在《原道》中的“不塞不流...

      而今，声援已为伊斯兰世界一大特色。       每当巴勒斯坦人遭屠杀或冲突加剧，就会引来该世界铺天盖地的声援。有清真寺主麻日的演讲。有阿拉伯电视台的嘉宾访谈。有自媒体工作者定时向全球穆斯林播报巴人的惨况，在每条资讯的评论中收集人们的眼泪、祈祷和祝福。汉语世界穆斯林则有专司声援的文艺工作者，给巴人带去文字的援助。声援又伴之以声讨，谴责以色列的语言和文字，像是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战场上的炮弹，无情地落向敌方的阵地。以色列可能遭遇了人类自有语言文字以来最猛烈的打击。       伊斯兰世界里的统治者、宗教领袖，还有本应有点希望却是最会趋炎附势的知识分子，连同穆斯林民众一起融入了这种声援中。它又得到外部世界的助力，联合国大会呼吁每年以11月29日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代表将在该日表达他们对巴人的声援。阿拉伯国家代表在联合国，以雄辩的口才向着以色列代表送去最猛烈的声讨。       那位被捧为“阿拉伯世界的戴安娜”的约旦王后拉尼娅，前几日在推特上表达了她对半岛电视台女记者希琳遇袭身亡的愤慨，在阿拉伯世界引发强烈共鸣。又有美国乔治城大学毕业生努兰•哈姆丹，上台领受大学毕业证书时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并拒绝了与国务卿布林肯握手，布林肯随后走到她跟前说“I hear you”，应是最接近西方权力核心和最直面的对巴人的声援了。       然而巴人的处境并未因此而得到改善。反倒是，巴人的遭遇越惨痛，则该文化就越兴盛。抑或是该文化越兴盛，则巴人的遭遇就越惨痛。看上去，这样的文化是以巴人的血和泪为养料的。       那些因以色列警方禁止原定于5月29日在耶城的“旗帜游行”队伍进入阿克萨清真寺（ 美方因拜登即将访问中东而向以色列政府施压 ）就庆祝胜利的声援者，显然是高估了他们的语言文字对以色列的杀伤力。       若西方世界也像我们这样去声援乌克兰，而不是在声援之外采取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行动，则乌国早就在地球上消失了。而该世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行动，则是其国家政府的民主性质，使得该世界人民在政治上拥有发言权。   ...

      俄乌战争，我们又瞧见穆斯林的病根。       有人将矛头对准泽连斯基，说他是靠出色演技来执政的挺以的出生在乌克兰中产阶级家庭的犹太人。倘被认定是挺以分子，哪怕民选总统代表的是国家非个人，也是必被反的。亦有将矛头对准西方的，说它在乌克兰和巴勒斯坦问题上持双重标准。有爱尔兰国会议员理查德（Richard Boyd Barrett）在本国议会，以俄乌和巴以相比较，批评政府对危害人类罪持双重标准。阿拉伯人就引用这段发言，说：“普京的侵略战争仅五日就对其进行严厉制裁了，而以色列的侵略已持续了七十年却未有过这样的制裁！”这番声文并茂的隔空互动，在阿拉伯语社区引发共鸣。还有算历史账的，历数穆斯林在西方世界秩序之下所发生的战争。也有算血债的，查看穆斯林是死在西方手里的多还是死在普京所在的独裁政治军事同盟手里的多。       以上这些，要么是出于对巴人的关怀，要么是向西方讨要公道。可这种对巴人的关怀从未对现实起过作用，巴勒斯坦正亦步亦趋地沦亡。至于向西方讨要公道，则是寄希望和命运于西方，否定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穆斯林在现代社会，活得就像是在旧社会的祥林嫂，虽然勤劳、善良，却处境悲惨。她逢人就诉说不幸，因说得多了，人们就对她的不幸从感同身受变得漠然，再被骂为“谬种”。但她不觉，不管别人感受，也不分场合，依然逢人就说。但这诉说并未能带来改变，她最后死在一个祝福之夜。       伊斯兰与西方，本就是两个世界。       从伊斯兰世界看过去，俄乌战争是西方世界/基督教文明的一场内战。固然在这两个阵营中都有穆斯林士兵，譬如车臣的亲俄武装力量以及反俄地下组织分属两边，但它仍是西方世界的一场内战。既是内战，那该世界中人自然是反血刃相见的了。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欧盟对俄的毁灭性制裁，以及五角大楼在普京下令核威慑力量进入戒备状态下推迟试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皆是一种反血刃相见——西方世界一直试图避免陷入灾难。       既是内战，也就是不幸。可同样是不幸，西方人不是向别的世界的人去诉说它，更不去向什么人讨要公道，而是社会各界并力反独裁暴政捍卫自由秩序。我们见到他们对支持乌克兰和反普京所表现出的一种戮力...

      “丰县铁链女”引来滔滔民愤，我却总想着另一条铁链。       2021年12月27日晚，松毛坡清真寺马敬伟阿訇外出失联。一个月后，砚山县公安局给家属送来一份《逮捕通知书》，写的是，“经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我局于2022年1月30日11时对涉嫌宣扬极端主义罪的马敬伟执行逮捕，现羁押于砚山县看守所。”与其一同被捕的还有马子龙阿訇。       “极端主义”这个说法，早在2015年我们就指出了它的危害性。因它缺乏定义/明确法律之所指，会使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罪名；也就会有现在的砚山县司法部门和公安机关对阿訇仅因其传播其教门和文化就任意说成是“涉嫌宣扬极端主义”而将其逮捕。又因它群己权界不分，使人在未侵犯他人之权利和自由的情况下，仅因思想和言论，就被以“法律”之名逮捕，成为侵犯公民宗教自由和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砚山县公安局和检察院，以“涉嫌宣扬极端主义”之名逮捕阿訇，印证了我们对该律条所有的忧虑。按照这样的定罪逻辑，全中国的阿訇乃至两千万每日进行宗教表达的穆斯林都可以被以“涉嫌宣扬极端主义”执行逮捕了。       又惊闻砚山县公安局提出释放条件，说是，若松毛坡清真寺遵照“中国化”的要求执行整改，将会考虑放人。贵局这种手法，使国家从法治退回到法制/人治，将堂堂一国政府的执政水平拉回到大清。亦教人一眼看出，这是对当年“两清”事件赤裸裸的清算。       这几年，世界各种非政府人权组织，如“国际特赦”（AI）和“人权观察”（HRW），持续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并将对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去极端化”、“中国化”作为中国人权的劣迹，其中“国际特赦”的一份年度人权报告称：“政府试图使宗教教义和习俗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并对国家批准的和未注册的宗教团体全面加强控制。有报道记录了数以千计的文化和宗教遗址被破坏的情况，特别是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在《去极端化条例》下，人们因为从事一般宗教活动而被当局视为‘极端主义的迹象’，受到任意拘押。”对此指控，中国政府都是矢口否认的。       砚山县公安局以“极端主义”之名，拘押阿訇胁迫回民群众拆寺，是在为世界...

      在恶风中穿行，要一尘不染是极难的。你要与丑恶划清界线，离开你生活的寺院，忍受他们对你逐层递进的孤立，锤破最坚贞的友谊，过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但这还不够，若你不能站出来批判丑恶和赞扬在黑夜里萤火一般可贵的反抗精神，你仍旧污浊不堪。固然你已恨透手中的笔。       束于我们项脖上的枷锁，日见其明显。       9月27日，Y君对我说，争取杭州凤凰寺的努力失败。由是而知，他们不只是反新寺，千年古寺也照反不误。这年斋月首日，伊协会长/阿訇便代表官家宣布，凤凰寺关门，让它成为文物单位。也即是在他们正在毁掉西宁东关大寺那处文物的同时，又以文物的名义来终结凤凰寺的历史。说是杭州只能有一座寺。可见这举国反“清真”是因地制宜的了。在甘宁青是拆改并寺，到了杭州无寺可拆可并就改作一城一寺了。杭州有大小佛教寺庙近500座，却对伊斯兰搞一城一寺。这无非是，即便是在伊斯兰文化行将消亡的地区，也要在这场运动中展现它反伊斯兰的积极姿态来。       那年，印尼东爪哇省发生关公像事件，《中国民族报》向我约稿，为此写了篇评论，以一位中国阿訇的身份，来维护印尼华人的宗教自由。而今的杭州一城一寺，以及以行政命令改变一座对穆斯林少数族群有着历史意义的古寺的性质，难道不是中国版的关公像事件吗？但这已不只是侵犯宗教自由，而是刻意在抹除穆斯林少数族群的历史文化。       在这场运动中，阿訇和寺管会主任成了高危职业。他们时刻面临着以现世些微的代价来换取后世永恒的福祉的考验。“哀哉！他们自己所营谋的。”（2：79）据关寺会议纪要，早在2017年，伊协会长/阿訇就瞒着坊民签字画押，将凤凰寺宗教场所证注销掉。而后暗藏四年不露声色，于今年斋月首日溘然公之于众。这样殚精竭虑的关寺，得对这终结古寺历史的勾当有多么大的诚意？反而是坊民站出来为古寺的去留做了微弱的抗争，他们守在寺里，应对军警的骚扰，从门缝里接过食物来开斋。       这就是为何我不对《死魂》中的人物做匿名化处理。我当然知晓历史要尘埃落地的写，等他们都死光，甚至他们的子女也都合上眼。但因这场运动，我刻意将所有人物实名托出，就是想让积极分子们能以儆效尤。   ...

按语： 这是当时给一位汉族穆斯林青年的回信，现在有人问到这一问题，就截取信中的要点发出来。       真主为何允许这个世界充斥着罪恶？这确实是萦绕在信士脑海里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下，一些身陷囹圄的族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伊斯兰信仰：真主为何不去阻止这一切？       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是怎样的呢？就是真主在造化人之前的样子。那时只有天使和精灵。天使绝对服从真主，没有自由意志/任意内在动机性的行动；而精灵只具备最低限度的意志，像是动物求生存的本能。日月星辰都在各自轨道上运行。这是个绝对服从真主意志的世界，没有罪恶，没有意外，当然也没有打动人心的事出现。就像这浩渺太空，无声无息。       真主作为造物主，只创造了这一种存在/天地万物。在此之前，是虚无。在此之后，是末日/天地万物的毁灭。这无声无息的世界固然没有罪恶，可也无法进一步彰显真主的大能。若要超越这一切，那就要打破平衡。       真主说：“我未曾以游戏的态度创造天地万物，我只本着真理而创造之，但他们大半不知道。”（44：38-39）       打破平衡，就似黑暗与光明的此消彼长。       善与恶的并存，搅动了这个无声无息的世界。它将动荡不堪，可也会碰撞出绚丽的色彩来。       我们知道，罪恶源于意志。意志就是人决定去做一件事的能力。若人不曾有意志，世间就不会有罪恶。当我们抱怨真主对这个充斥着罪恶的世界“袖手旁观”时，所运用的就是能产生罪恶的意志。       没有意志的世界，就是一个宿命的世界。它宿命着/按照既定的命运存在。雨水别无选择地落在地面上，天使机械地执行真主的命令，生物在求生的本能中等待着死亡。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意义所在。       真主决定赋予世界新的意义，于是他造化人。       “人”，就是天地万物的一种自由意志。“人”，也可以是罪恶的代名词。“当时你的主对天使说：我将在大地上创造代治者。他们说：难道你要在其中安置为非作歹和流血者吗？而我们在赞你清净，赞你圣洁。他说...

      当我们关注阿富汗时，我们在关注什么？       在古典伊斯兰世界体系已分崩离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在这一古老体系的废墟上爬起来的人群，他们三五成群走向争取政治独立的道路。他们可能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普什图人，也可能是什叶派、逊尼派，可他们所建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上任何族群和文化背景的人所建的是一样的。       若说穆斯林稳麦在伊斯兰体系崩毁后的“现代社会”还“血脉相连”着，那就是作为穆斯林的国民努力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关注人权的政治共同体，去体恤这个世界上受压迫的人——“你们是为世人而被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你们命人行善，你们止人作恶，你们确信真主。”（3：110）“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维护公道，当为真主而作证，即使不利于你们自身和父母至亲。无论被证的人，是富足的，还是贫穷的，你们都应当秉公作证。”（4：135）这应当是“国家”这种现代事物，对穆斯林稳麦还有的一点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我们关注阿富汗时，我们关注的应该是，它是否是一个体恤受压迫者的具有国家伦理的正常的现代国家。而不是去追随简体中文世界里基于中美对抗的一套叙事话语——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若是这样，这个群体还应当再沉沦三百年。       笔已秃，却不见人们在认识上有任何改变。       自1798年以来，穆斯林在政治独立的道路上几乎尝试了所有形式——君主专制、伪立宪、社会主义、军人独裁，以及一些模仿西方建立的民主和半民主的国家。这些国家形式，无论是世俗主义的还是伊斯兰主义的，在人权问题上均缺乏国家伦理，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们都不是正常国家。代表西方进步观的由世俗主义建立的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同伊斯兰主义或独裁者统治的国家是一样的。该世界这样的万变不离其宗，不由得让人想到那年黄未原先生和我“论战”时对它的批判。我们的辩护是正确的吗？相比而言，一些“基督教”国家比这些“穆斯林”国家更值得人尊重。       我厌恶对穆斯林的污名化，可我更憎恨对穆斯林现状的赞美。       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会是伊斯兰世界这群清...

来自 / 联合早报 文 / 李云飞 发布 / 2021年9月7日 5:02 AM       塔利班重回阿富汗权力之巅。       现代社会，是一个超自然者隐退的世俗世界，宗教已从前现代人类社会的神坛跌落下来，成为一种代表落后文化和价值观的存在。人们极少在政治上正面看待宗教因素，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因反恐战争和伊斯兰威胁论的流行，对宗教的看法就更为负面。       塔利班作为由伊斯兰学校师生创立的政治军事组织，使它有着浓厚的宗教性。它所秉持的伊斯兰主义观念，要重申传统价值观，这更使它站在了现代社会或西方进步观的反面。       西方媒体在这次战争结尾的叙述上，表现出对塔利班极度的轻蔑。这使得这场战争不像是他们军事上的失败，而像是救世主在放弃对罪民的救赎，要甩手而去了。其实塔利班这种形式，西方人并不陌生。它限制音乐和电视娱乐节目的做法，同18世纪清教化的英国社会的政府官员关闭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的剧院，性质是一样的。       这座小镇是莎士比亚的故乡，当时莎翁还在世。这是清教徒所行使的一种道德控制，到1777年时伯明翰市还拒绝发放剧院修建许可证。不只是剧院，清教徒还对艺术表达和裸体图像进行控制，这与此次塔利班士兵拿下喀布尔后，涂黑美容院广告上的女性图像也是一样的。       塔利班对女性着装的要求，这种专制的道德控制，让人想起德克斯特在《近三百年来的教派自治主义》中所讲的一件事：在当时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清教徒为了抗议女士穿戴时尚的衣帽，引发了一场长达10年的骚乱，因为任何以满足人的欲望和虚荣心为目的的形象表达，都是对新教增进上帝荣耀教义的背离。不只是要求妇女放弃时尚的穿戴，尘世的整个系统都要服务于增进上帝的荣耀。       塔利班的奎达舒拉（协商，Quetta Shura）委员会，以及现在由巴拉达尔负责的政治委员会，让人想到在加尔文宗神权统治下的英国圣公会或威斯敏斯特会议。阿富汗有塔利班的残酷行刑，英格兰历史上则有清教暴政。这些政治表现形式，均是由他们的宗教观念触发的。       18世纪美国马萨...

巨木生于毫末 ——《阿拉伯语修辞学》序       阿语修辞为汉语世界所知，始于胡太师将呼罗珊修辞学家泰夫塔扎尼（ سعد الدين التفتازاني ， 1322-1390 ）所著《白亚尼》（ البيان）一经列入经堂教育必修课。这部经是泰氏对波斯修辞学家哲俩伦丁•加茲维尼（ جلال الدين القزويني ， 1268-1338 ）所著《تلخيص المفتاح》（文学钥匙）的注疏，取名《مختصر المعاني شرح تلخيص المفتاح》（文学钥匙要义）。因“白亚尼”本意是“言明”，引申出“形象修辞”之意来，故而这部经在经堂教育里以“白亚尼”而驰名，亦直呼“白俩艾”（修辞）。       加茲维尼的《تلخيص المفتاح》，是对花拉子模修辞学家尤素福•赛柯（ يوسف بن أبي بكر السَّكَّاكي ， 1160-1229 ）所著《مفتاح العلوم》（学问纲要）的注疏。赛氏的《مفتاح العلوم》的第三卷主讲修辞，时任开罗大法官的加氏，从其冗长的讲论中概括出修辞学的原理。赛氏的修辞学则上承语言学家扎马克萨利（ زمخشری ， 1075-1144 ）和朱尔扎尼（ عبد القاهر الجرجاني ， 1009-1078 ）的修辞学理论，再向前推则是著名阿拉伯散文作家贾希兹（ الجاحظ الكناني ， 776-868 ）及其名著《البيان والتبيين》（修辞达意）。       以上便是汉语世界的阿语修辞与古阿拉伯语言学之间的历史脉络。       扎马克萨利将修辞划分为“علم المعني”（意义修辞）与“علم البيان”（形象修辞）两大领域，赛柯进一步细化了扎氏的这两大领域。泰夫塔扎尼又在《白亚尼》中，通过对这两大领域的注疏，总结出第三个领域—— “علم البديع”（藻式修辞）。       泰氏之所以注释《تلخيص المفتاح》，是因其所在时代，白俩艾（修辞的学问）的水干涸了，文学的光彩没了。于是，他“从这部经上拔起了结束的帐篷”，“从它（文学钥匙）的少女的脸蛋儿上揭开面纱”，将它的珍珠子撒在软草上。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