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扫黄打非”办于近日向社会公布2016年战绩，在其“十大案件”中，第二大案件是“云南‘4•15’特大制贩非法出版物案”。该案所涉出版物都是伊斯兰教类，在穆斯林群众中影响极大。去年4月中旬，云南、甘肃两地公安部门联手，查封位于云南嵩明的良伟印务有限公司，没收书籍174种32万余册，查扣印刷设备及配套工具39台，逮捕马志雄、马静等32人。该公司是穆斯林民间仅存的较为专业的经书印刷处，几乎与所有重要的穆斯林社区和清真寺都有业务往来。该案的侦办，涉及全国31个省（区、市），引发穆斯林群众恐慌。
“扫黄打非”（扫除黄色出版物，打击非法出版活动）始于1989年，当时中央发文成立“全国清理整顿书报刊领导小组”，后来该小组在2000年改成“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设办公室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据官方称，贵办隶属于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27个部门组成，由中宣部长担任组长，部署、指导、协调、督查全国各省区市“扫黄打非”工作。
若进一步追溯，“扫黄打非”工作是延续改革开放前的行政管制传统。1949年人民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被战争摧毁，人民政府借此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为保障这一体制，政府把所有经济活动全部纳入政府政策法令控制之下，之外则是商业投机行为。凡游离于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商业行为，均被视为“投机倒把”予以打击。后来则进一步政治化，“投机倒把”成为严重的政治罪名，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挖社会主义墙角”。
本来《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第三十五条），但这一自由逐步被行政法规所剥夺，自五十年代起，出版、印刷和发行被纳入计划经济体制内，受政府管制和支配。不服从管制，就是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1987年，国务院发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把“印制、销售、传播非法出版物（包括录音录像制品），获得非法利润的”（第三条第七款），定为“投机倒把”行为。此后相关政府条例，包括宗教事务条例，迎奉国务院政令，不顾《宪法》，对出版建立起审批管制制度，“扫黄打非”即是这种管制的体现。
改革开放后，政府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存在（1988年），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1997年，“投机倒把罪”被从《刑法》中删除。1999年，“市场经济”被正式写入宪法。2008年，《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被国务院撤销。经济自由了，不再有“投机倒把罪”，“非法出版物”也不再属于“投机倒把”行为，不再有对其处罚的依据，但我们却仍在搞文革式的“扫黄打非”运动，而且把这一运动扩大到宗教文化领域，愈演愈烈。
“扫黄打非”，措词造句仍是文革风范，全无法治意识。公序良俗固然重要，但若一人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政府有什么权力为此搞他一场运动？非法就是非法，违法必究，政府何须专门搞一场“打非”运动，搞得鸡犬不宁？出版物存在抄袭、盗版，属于民事范畴，被侵权者可按规则上诉到法庭，政府只要确保司法的公正就足够了。若无人上诉，政府有什么理由把某社会现象上升为刑事案件，并为搞此运动专门设一个办事机构？还有出版物中所谓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刑法》第二二五条）的问题，如指控某宗教出版物存在危害社会的极端思想，若政府没有确凿的造成这种危害的证据，有什么权力仅凭预判就定罪、查抄？
法治，首先是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第五条）。宪法规定了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政府就无权出台任何限制这一自由的政策法令。宪法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四条），有宗教自由（第三十六条），那么政府就无权管制宗教出版物，因为这类自由必然包括印刷经书的权利、传递文化的权利。若我们的《宪法》中未设定上述自由为公民基本权利，那么人民和政府之间就无需再为此争论了。既然我们还有《宪法》，条文中也还存在这些个权利，而且上下各方都已意识到只有法治能救中国，那么无论现实多么不尽人意，我们还是要进行理论。
运动式的“扫黄打非”是人治，它体现的是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将宗教印刷品纳入该运动中，则是缺乏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政治敏感度，不顾这种行为对国家所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2009年，新疆自治区政府发动了针对“三股势力”的反动资料和非法政治和宗教出版物的严打运动，后来这一运动以“扫黄打非”之名扩大到宗教文化领域，并东渐内陆各省，甘肃、宁夏相仿效，引发一场查抄伊斯兰教经书的浪潮。时至今日，穆斯林仅存的一家专业的经书印刷厂也被查封。
云南良伟印务有限公司拥有云南省新闻出版局批准的印刷经营资质，案发前负责人马志雄正在北京相关部门办理经书印刷许可证。此时对其“扫黄打非”，让人匪夷所思。这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是维护早已不存在的计划经济秩序？马志雄一案，兴师动众，多省公安部门联手出击，辗转全国二百余县市，耗费八千万人民币，扰动整个穆斯林社群。改革开放至今已走到十字路口，在本届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敏感时刻，任何拉历史倒车、制造民族宗教问题的人，都是别有用心。
2016年11月7日，我路过昆明，顺便探望马志雄的母亲。老人为儿子的案件四处奔波，身心憔悴，竟于当日夜晚在公交车上去世。我赶往医院太平间，老人尸骨未寒，凄凄惨惨，一时间让人对法治中国万念俱灰。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司法的公正和独立，对于接下来该案的判决，我们拭目以待。
（《宗教法制》，2017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