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論

      李贤福老师的《关于伊斯兰学的问题》一文已拜读。多年未见，客从文字来，甚是高兴。这里给予回复——       伊斯兰学是因瓦哈伊而发生的一套知识体系，故而其根本皆是关系终极实在的学问，这我在拙文已说过。其中不必都是自然科学，也可以是社会科学。在伊斯兰黄金时代，那时的所有学科，都是广义上的伊斯兰学。当花拉子米从事他的数学、天文学和地理研究时，他是心怀真主、确信世界是有准则的。这种伊斯兰信念，才是他以及那一时代所有穆斯林学人取得他们的科学/学术成就的关键。我所言的回应现实世界的问题，并不只是“时事”，譬如那时教义学家就知识的定义和万物是否可知——这些最终都要关系到认主上，与一些哲学/思想流派的论战，就是对现实世界问题的回应。因为它们在穆斯林社会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教义学家就必须站出来做出回应。这种回应，全是思想上的交锋，却是由现实世界的问题而引发的。       当今伊斯兰世界的衰败，衰败于这一世界的每一个人。既有学者的不学无术，也有政客、独裁者的无能和凶狠残酷。法国哲学家约瑟夫•德•迈斯特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真主不亏枉人一丝毫。真主遣圣降经，明确法度，厘清善恶，对罪行在经典中给予连篇累牍的警告，这些进天堂的伦理，同时也是在建造一个和平的世界，绝不是像今天这样的人间地狱。关于伊斯兰世界衰败的历史问题，我已在许多文章中说过。这里再说一句：在一个奉行相竞为世界公理的时代，没人可怜失败者。我们的失败，不是西方过于强大，而是自身太弱小。一个穆斯林国家的失败，且不说伊斯兰学者负有从学术上来启蒙人民认识政治、国家和社会这些基本概念的责任，他们至少也负有国民的责任。       真主在经里夸赞有知识的人，他们何德何能受主的赞誉？是因他们不仅可以认识真主，也可以认识真主造化的世界。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运动的前驱和中流砥柱，君不见近代人类社会所有伟大的运动和变革，都是先洒知识分子的血吗？就知识分子是“具有相对丰富知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对于现实持有一定批判精神”这一说法而言，我们的贵圣人是最具有知识分子的资格的；而在人类史上，“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最早就是指先知；索哈白们同样也是，但他们就是推翻蒙昧社会建立阿拉伯新秩序的人。我...

      人会纵意写些心里话，可它并不适合立即就示人，而应在纸堆下压它几十年。那篇谈伊斯兰学的文章就属这类文字，也是应该压后的。可，你走到一潭死水旁，总会有种冲动，要上前掀翻那块塞途巨石，放它奔流大海。我深知改变人的观念的困难，可在如此环境里，谁还会有闲情逸致去照顾他们的感受，细雨润物地写它几年？不如就直截了当地抛出它来，让他们想去吧！此外，那些反对的人多虑了。这是我自己在无边的黑夜与伊斯兰世界的对话，我想到历史上和现在一些主流学科的代表人士，可自始至终，那些反对的人都未在我脑海里出现过。显然我不是针对他们。我也未对他们抱有希望。文字的搬运工们，不会是伊斯兰学返璞归真在当代复活的学术上的旗手的。不过，他们会是最先站出来反对的人。       在我眼里，法学就是法学史，教义学是思想史，哲学是哲学史，经注学是经注学史，圣训学是圣训学史。——我所见的，是它们的每一个历史演进的细节，直到它们自成学科，再到后来走向学术的异化。在伊斯兰史的时间线上，一切都是清晰可见的。故此，我没有那些单独涉入这些学科的人，对它们的某种情怀和神秘感。       至于伊斯兰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人们在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是，认为后世独立于现实世界而存在/今后两世的学问是分立的。实则不然，譬如教义学的产生，先是人们无法仅凭瓦哈伊本身就能解决其对真主的认识问题，再有则是在经历过希腊化后的黎凡特/沙姆地区，充斥着各类哲学和神学思想，它们对伊斯兰信仰构成了挑战，故而，就必须在瓦哈伊/古兰的存在之外，开辟一个学科来确定对真主的认识/认主学。因社会问题而生，是一个学科和瓦哈伊之间的区别。我在伊斯兰学那篇文章中说，教义学就得回应当今世界各类思潮，它应始终站在人类思想的巅峰。看似它深入在现实世界/今世里，实则指向的是后世。当我们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探讨时，这种探讨在根本上还是对真主的认识，指向的是世界的本质。伊斯兰学的所有学科都是指向终极实在和人的终极归宿/真主和后世的，而后世的全部意义皆在今世。       信士的长官欧麦尔说，即便是幼发拉底河边的一只羊羔走丢，他也会因担心真主的拿问而坐立不安的。现如今，你们不只是一只羊羔走丢了，我粗略统计，二十年来，这一世界有156万人在战乱中死于非命。伊斯...

      某君来见我，说他正随阿拉伯一位教授学习圣训学和古兰学，说是有二百余种书籍，十年方得入门。他虽自谦说尚未入门，却又把它们说的神乎其神。我听后忧心忡忡，觉得当今伊斯兰学比自己预想的要糟糕许多。历史上对圣训和古兰的注释/研究恒河沙数，将它们作为闲暇时的读物尚可，若是当做教材来讲授，勿说十年，至死也不会讲完。若他有幸在有生之年走进这门学问，在这种灌输式教育下，我想他难以再有自己的思想了。他的一生，只是在背负这些文字。我知道沉浸在一门学问中的甜美，记得在寺里跟老师过一本经，尤其是当用的是经堂语和手抄本时——困难度和陌生感的增加，往前推进每一页面都会教人欣喜。现在的汉语穆斯林追求阿拉伯文化/钻故纸堆，想必也会是这种情形。可是，学术的目的是什么？       以学术为业，就得揭示现实世界的客观事物、回应社会问题。譬如历史学，贝奈戴托•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言下之意是，一切历史研究，都要对其所在时代产生作用。若是产生不了作用，像是编年史，就是死的历史。即便是你掌握了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却只停留在方法论层面、整日陶醉于它，而对社会问题都交了白卷，则是跟现实世界绝缘的象牙之塔里的自娱自乐。当学术都能指向其所在世界的现实时，这一世界不论面临多少难题，都能乘风破浪。若学术脱离现实世界，社会问题就无法解决，日积月累，病入骨髓，其所在世界就会动荡不堪，这正是当今伊斯兰世界之现状。像是过去一年的美国，社会矛盾无比尖锐，看上去要亡国，可其现代教育培养的文职官员和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找出并解决问题。现在看去，又变得强大了。       伊斯兰学，不可谓不壮观。我在白沙瓦，见有几千家印刷厂日夜不停地印着经书。搬运工忙碌的身影，体现了经学的繁荣。因为对知识的重视，伊斯兰世界有着琳琅满目的学术团体/宗教系统和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甚至还保存着千年学府。照理来说，伊斯兰世界应比西方世界强大。可据美《外交政策》杂志为国家脆弱性所设的12个指标，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连年来不是红色警戒，就是橙色警告。甚至可仿用一句政治宣传语来表达：穆斯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经济、政治指标都亮起红灯，这说明当代伊斯兰学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空中楼阁，知识是文字的游戏。像是作家沙尔•奥古斯丁•圣伯夫批浪漫主义诗...

      受害者的证词，教人想到鲁迅那句话：“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在孤寂的深宵，沉重的心情将夜幕淹没，怒涛在拍岸，狂风过九垓。       意识形态的把戏，害死过多少无辜的人。血迹未消，而今我们又见着它粉墨登场了。因这次是将枪口对着一个族群，所以它并不比文革公平。回想事情起变化那年，我借着一点话语权，力反所谓的“去极端”。现如今，它已变作一股毁灭性的黑暗力量了。教训是彻骨的。在一个法治国家——不论它姓“资”姓“社”，法律必须止步于人的思想/信仰。搞思想改造之所以会是场惨剧，是因，思想自由是真主赋予人的权利。它既是神授，就不是任何人可褫夺的。它是一种元造，是人的本质。即便是将一个人肉体毁灭，他的思想仍就会是自由的。自斯大林以来，无神论者的造“新人类”已不止一次，可没一次是成功的。       那些声称通过行政手段对人思想进行了成功改造的人，是在满嘴扯谎。人的思想在压迫面前，只会是更加坚固。信仰者被迫去掉头巾摘下白帽，或是被强制世俗化，换来的只会是对真主忠贞不渝的诚信/伊玛尼。穆纳菲格并不是思想改造的成品，他们本就无需改造。思想改造唯一可能的果实，就是制造一桩桩人间惨剧。若它是全国性的，就是国难——文革不远；若是针对一个族群，那就会指向种族问题。无它。       文革时就有制度性腐败，奸掳烧杀，罄竹难书。这是权力失控/无法无天后，必然会有的后果。今天就能免除吗？连年的反腐，告诉了我们一个腐朽的现实；制度性腐败会在罔顾人权的社会运动中一触即发。改造人思想，权力失控，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的。现在他们，若是爆出丑陋的罪行来，一点也不意外。       高贵的灵魂为之悲戚。我见他们是不分种族、信仰和肤色的，所以这是一种源自人性的共鸣。反穆/反少数民族的人，在叩问良知的证词面前，仍就不掩其丑态。他们骨子里透着种族主义——他们的文化和国体共同造就的一种低劣的民族性，是人类中的渣滓。几日来的简体中文世界，简直是文字的耻辱。鲁迅说中国人，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不宁唯是，还得加上柏杨笔下的“丑陋”才行。       使馆前哭“爸爸在哪里”的孩子，请揩干你的眼睛。 ...

      孙玉安先生拿《一诺万钧》来，希望我能为黄万君阿訇写点什么。       黄阿訇的一生似曾相识，在陈克礼身上，在马福龙身上，在虎学良身上，在生于二十世纪初期活在战乱年代牺牲于五七年之后政治运动中的所有为伊斯兰信仰拋头颅洒热血的吾教先辈、烈士身上。       这样的人生，才是信仰者的人生。       一个心中有信仰的人，不论这信仰是宗教还是理想，其所信仰的必然是他的终极关怀。此外的一切，名利，乃至生命，若横于信仰的进路，皆可抛开。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可以跑掉，可他没有，因他认为，在如此特殊时期必须有人能为民族为理想牺牲自己，所以我先牺牲。在菜市口，人们往他的站笼丢菜帮子。他死后，黄土把血迹一埋，大家继续卖菜——据说在埋血的黄土上卖菜，生意兴隆。这就是信仰者，死得冷冷清清。但却死得其所！若为理想的人都能有这般气概，那信审判日的人还有什么可顾虑？       为了信仰，一个满拉，衣衫褴褛，在严冬从平凉走到三营。我知道那是怎样的滋味。我经历过平凉的冬天，知道它的寒冷。若是在北塬上，刺骨的寒风将日夜不停地横扫坝子上的一切。陈克礼就经历过坝子上的冬天。有老人对我讲：那娃穷，一年四季只有一身棉衣——夏天把棉衣里的棉花掏出来当单衣穿，到冬天再把棉花絮进去。我也走过从平凉到三营的路，追随着虎学良被押往西湖农场的足迹；而现在，因为《一诺万钧》，则在意识里又多了黄阿訇的身影。       因为政治运动，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学者被困在塞北的青城。       1957年冬，陈克礼顶着刀子一样的寒风在耐火材料厂的路上等黄阿訇。那时，整个中国已没有几个朵斯提，他千里迢迢到塞北来，为的是见一位知己。——我十七岁那年，投学呼和浩特清真东寺。正值冬季，山东未有那种冷，家里带去的棉衣根本挡不住大青山的烈风。这座塞北古寺，为了留住内地来的海里凡，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储存了一批滩羊毛大衣，专供学生借用。陈克礼怎会知道青城冬天的这种冷？身负右派罪名的黄阿訇为了不连累陈克礼，塞到他手上几十块钱，催他乘火车连夜离开。这来去之间，是怎样一番滋味？       中国...

      在和平年代里，却见百姓要豁出命来。       前有文山、鸭子塘，百姓要“用命护寺”，抬着送亡人的经匣到寺门前，以表达拒拆的决心；而今又有白寨，也是寺门摆着一口送亡人的经匣，写着“誓死捍卫清真寺”。       中国的百姓，历来都是惧官惜命的。他们深知官民两者的位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官府门前对百姓就是死地，这是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灵，已化作血脉的一种古老的认识。       抗命在别国是常有的事，像是前不久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到现在这烈火也还未停歇，是寸权必争，一定要官家——实则问题并不出在体制，而是警员个人的一种种族主义行为——为侵犯百姓的权利付出沉重代价的。——民主国家的官僚，也正是被这种抗命锤炼，而懂得学做公仆的。       可中国是例外。       百姓若是被官家逼得走投无路，他们会自杀，也绝不抗命的，更鲜有誓死去捍卫什么。在这“神州”，能活着就是奇迹，活不下去，死则是解脱；至于幸福，——讲人权的地方说的是“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中国百姓命里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汉民是这样，回民也是这样。回民尤甚。东方的活着，远比西方的自由更艰难。       回民历来是最惮于官家的，也受官家迫害最深，在历史上就被逼出许多生存的法子来。譬如一座寺院，摆放着历代官家给的匾额，将圣旨刻成碑，——生怕纸质的没石头的永久。化觉寺还有《明成祖皇帝敕谕赛亦的哈马鲁丁护持匾》，写的是“朕惟人心能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悔慢欺凌”。       这些个物件，有给的，有讨来的，有生造的，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展示一部回民与历代官家的关系友好史，望不论是谁夺了江山，能知晓回民都是良民，是“敬天事上”的。你见回民眼下的含忍求全，曲意迁就，就是这种历史养成的一种潜意识。像是平凉的回民，是清政府屠杀后安插的幸存者的后代，也就最怕官。       现在百姓能将送亡人的经匣摆在寺门前，写上“誓死捍卫清真寺”，已是对...

      我念经时，常下户家宰羊。       师命难违，穆民有求，只得提刀赴户。       院内一片肃杀气氛——小木桌摆在现场，案头地面上掘开一处淌血的土坑。旁边立起收拾羊的架子，上面挂着明晃晃的吊钩。户主砺刃于硎，发出霍霍声响来。       砺毕，他顺手拎起羊的腿，按在木桌上。再杵上自己一条腿的膝盖，控制的死死的。下刀后，气血四噗；一阵死亡的闷吼，就被丢在血泊。       这一切，被一旁待宰的羊看在眼里。       我想，它该怎么看呢？       这灭绝生命的刑场是为它筹备的。案再齐整，刀再利，钩再亮，也都是夺杀它命的凶具。念经人再温雅，户主再文明，也都是要它命的死神。死神倒还好些，有得则是魔鬼，不只是要命，还要压迫。所以，在羊的眼里，凡是到这刑场上来的人，就足见不是什么好人。       近日中澳两国因一张图片隔空对骂。       中方赵新闻官，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张澳国士兵的图片。显示该名士兵，面目冁然，却手持沾血的利刃，抵住一个阿富汗孩子的脖颈；孩子怀抱一只小羊。附有文字：“对澳大利亚士兵谋杀阿富汗平民和罪犯，我们感到震惊。强烈谴责这种行为，应追究他们的责任。”       这是张由战狼画师“乌合麒麟”PS的假图。       可澳国自己国防部近日披露的报告说，该国军人内部流行一种战士文化，凡是士兵就得杀人放血。据该国大法官布雷顿，对四百余位目击证人的调查取证，这恶文化已致阿富汗三十九位平民和囚犯被惨杀。——赵新闻官曾针对此事在记者会上说：“这充分暴露出这些西方国家所谓‘人权’、‘自由’的虚伪性。”并敦促澳洲等国“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       澳方对赵新闻官的图文感到愤慨，认为一国发言人，借假图攻击别国，是犯了外交礼节的大忌。说图片令人作呕，极具攻击性，极其无耻。说，我国士兵确实存在战争罪，可我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会对此展开透明的调查。不像你国，大规模监禁少数民族，却连...

        英国《旁观者》（ The Spectator ）周刊有篇文章，标题是：《马克龙与伊斯兰的冲突和抵制法国的虚伪》。法国《观点》（ Le Point ）周刊网站也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伊斯兰主义者的虚伪》。说的都是我们虚伪。说是反法的穆斯林，都是“冒充伊斯兰的捍卫者”。法广 RFI 又引述《观点》的文章用中文报道，说“这是多么虚伪！”       我阅后自省，觉得不全是。       在这反法中，至少穆斯林对圣人的爱是真诚的。       自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以来，穆斯林世界与法国的关系，还未像这样的紧张。尼斯教堂的遇袭，更是增添了紧张感。原本教师遇害就要盖棺事定，穆斯林世界的官方却后起反法，反出一个新的紧张关系来。       法国较西方别国不同。       现代法国，诞生在法国大革命里。       这是一场由自由派 / 左派观念主导的反传统革命，与英国的保守派政治理念不同，也与美国的反英独立战争不同。这种不同，已体现在伯克与潘恩的思想分歧里。法国走的是一条自由激进主义的道路，它是建立在对旧法国的毁灭上的。大革命推翻了法国社会历代形成的惯例法以及建立的一切制度——与传统 / 宗教彻底切割了。       与此同时，作为与占主导地位的天主教徒斗争的一部分， 1791 年法国废除了亵渎法。在这之后宗教在漫画中就一直是讽刺的主题，并被视为是新法国的自由的象征。       可过去这许多年后，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漫画中讽刺宗教已不再是自由之神了。它不过是世俗派的消遣，以及民族主义者的喧闹。《查理周刊》事件后法国的一份民调显示， 69% 的人认为出版这类漫画是“无用的挑衅”。马克龙在 2017 年作为总统候选人时，也未将反伊斯兰当作政治话题。       将其当作政治话题是新近袭击事件中才有的，尤其是教师遇害。随着 2022 年总统选举迫近，马克龙籍着反伊斯兰，“捍卫法兰西价值”，以赢得右翼选民的支持。这种政客的语言，除过某些右翼人士，人们是不会当真的...

           我并不看好法国世俗派的这次反伊斯兰。——或是反伊斯兰主义、反激进主义、反恐怖主义，不论是什么称呼，大抵都是反伊斯兰的意思。 2015 年查理周刊事件那次我就不看好。所以到今天，伊斯兰也还没在法国被根绝。        虽然这次教师遇害，马克龙政府及法国社会各界展现了极大的捍卫世俗派价值观及反伊斯兰的决心，——法广、《费加罗报》，还有左翼的《解放报》，连日来祭出多篇厉论，都几乎成“意识形态斗争”了。据法国《观点周刊》的一份民调，“八成法国人认为伊斯兰已向法兰西共和国宣战”。马克龙发誓打击伊斯兰主义。         可还是不会有结果的。         毕竟马克龙政府不能就因此建集中营，将穆斯林都关进去灭绝了。也不能推行灭绝文化的政策，改造人思想 / 洗脑，强迫人养猪吃猪肉，烧经书，拆清真寺，消灭阿文。        若不能动用这些法西斯手段，何年何月能够在法国根绝的了伊斯兰呢？        我见阿拉伯世界的长老们义愤填膺，痛批马克龙。——鲜见他们这样义愤，譬如对刚与以色列建交的酋长们，对导致也门平民大量死亡的联军，对推翻民选政府并消灭了穆兄会的塞西独裁军政府，以及眼下许许多多的真正违反伊斯兰原则的事。他们大可不必这样义愤，马克龙的言论，更多的是争取右翼选民的支持，以赢得他未来大选的政治造势。        法国捍卫世俗主义反伊的最大阻碍，并不是伊斯兰 / 穆斯林，而正是它的世俗主义原则。        据这原则，政教必须分离。法国 1905 年制定的《宪法》保护所有人的宗教自由。这样的自由，必会迫使该案件止于杀人犯。虽然社会各界普遍想要它超出杀人案件，上升到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社会运动上来。极右翼领袖玛丽·勒庞（ Marine Le Pen ）就提出了要动武。可法国毕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国家。        要查封一座清真寺，须有确凿证据来证明它确实宣扬暴力和仇...

　　想起几年前在昆明的一个上午。 　　在南城一家小旅馆里，虎永会阿姨来见我。 　　在我印象里，她是一个遇着冤屈，敢去王城告御状的人。也是一个能用头去撞开省府衙门的人。可现在走投无路，约我来滇。我想，她并非是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伸冤的法子。我们在2004年就已相识。那时，我是寺里一个穷困的教书老师，她是一个有着创业雄心却总失败的人。 　　我记忆里最深刻的，是她儿子第一次入狱时，我们一起在南顺城街等公交车，天上落下雨点来，就在这冷峻的时刻，她忽然眼里泛出泪来，对我说：“李老师，在整个昭通，可是只有我一个人不知情？”怎样回答她好呢？我站在雨里踌躇。 　　所以这次见她，我事先想了许多安慰的话。 可等到见面，她诉完苦后，我又踌躇了。 　　她儿子的这次入狱，只是一场浩大运动里的一个情节。这她是不知情的。在她这里，只有官司的输赢以及天价账单。我又见她落泪。只是不知是因这冤屈，还是因登门讨债的人。她口里念着孙儿的名字。说父债子偿，子债母偿。中国的百姓是经不起折腾的，一次变故就几代人不得翻身。可在事业蒸蒸日上时，天却无故塌了。天的塌下来，只是因他们穆斯林的身份。这就是身份的暴力。——我想到了无数的冤屈，还有冤魂，还有那些离开父母的孩子。都是眼下一些正在发生着的人间惨剧。 　　待她要离开时，又从门口折返回来—— 　　“我是个常年做慈善的人，我的儿子也是，却落得这样的下场。这可是真主给我的惩罚？” 　　“不是！”我用坚定的语气说。 　　她还是戴着那顶白色的盖头，脸上瘦削了许多。我一时想起自己母亲病倒前的神色。我总觉得不安。 　　晚上，X君急电给我，说她归主在公交车上。 　　我赶到医院，在太平间里，见到尸袋裹着的亡人。 　　回到住处已是凌晨。她用过的茶杯在窗边茶几上放着，还未来得及收拾。我望着它，想她是因什么而死。 　　我想她是死于这场对穆斯林的运动。若不是处在这历史的风陵渡，譬如是在一个和平的光阴里，我所知的许多人，包括她，将会是别一番人生情景。可偏偏是来在这命运的渡口，不早也不迟。一些家庭原本是该过着幸福的日子，牛羊在草原上，还有歌声，还有孩子们的嬉闹声。这原本是百姓该有的日子，是公民应得的权利！这原本该有的幸福，有信仰的善良的人们该有的人生，是因何被摧毁的？ 　　几日后，也就是2016年11月12日，——一个无比寒冷的夜里，黄登武先生来电，说他已七十八岁了，想再见最后一面。他已失聪，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