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論

  若言一切重大社会转折总须有先锋，则大学往往即为其先锋。它的学术是羽翼，思想是火种，青年是利刃，穿透僵固秩序，唤醒沉睡的社会。起笔码字这日，适逢孟加拉国公职配额改革运动发生一周年。它不仅是一场针对就业制度不公的抗议，更是一场由大学生主导的社会变革浪潮。各所公私立大学的学生，通过校园论坛与街头请愿，使不公政策陷入舆论的重锤之下。学生们组织示威、封锁交通、发动全国性的不合作运动。       当然，自由的取得是需要代价的，上百名学生遭政府屠杀。但在这之后，运动迅速激化并扩大为由大量青年与民众参与，针对政府的大规模抗议。最终，这场运动让总理谢赫•哈西娜倒下。如渔村那位青年志士所说的，人民能够从失败中学习，也能够有失败的机会，而集权，只能面对一次失败。一个独裁国贼的倒下，并不意味着一切就必然都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但这是塑造一个理想国家的必不可少的一步。       在孟加拉国的历史坐标中，它的大学犹如一座不灭的灯塔，总能在推动社会正义和政治变革中扮演先锋的角色。去年发起的这场运动，既引领自己，亦给全世界活在黑暗里的人们带去光和热，甚而让对穆斯林怀持成见的西朝鲜人民也狠狠共情。在穆斯林面临全球非议的今天，孟加拉国的学生们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所以，自强，抵得过辨污的千语万言。       大学本就是社会革新的发动机，尤其在体制僵化、言路封闭时，更能发出变革的第一声。大学与社会运动有天然关系，它是知识的仓库，更是社会正义的灯塔。尤其在专制未破、民主未立之地，它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迈出变革的第一步。学生群体年轻、热情、未被制度钝化，是社会中最具理想主义与行动力的群体。学生们正处于价值观形成与政治意识觉醒期，对不公有着天然的敏感，对于变革满怀憧憬，不惧风险。       可今日许多穆斯林国家，大学正日益失去这项社会职能。孟加拉国的大学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它长期维持着相对完整的大学自治。教授可以批评政府，学生可以组织社团，课堂可以讨论敏感议题。而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大学往往受政府或宗教机构的严格控制，校长由政府任命，言论需政治审查，缺乏自治和自由，也就难以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从巴格达智慧宫到科尔多瓦清真大寺...

      稳麦曾是一个现实存在的政治社群。       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 愿真主赐他安宁 ），在公元622年，为结束部落冲突、维护和平，制订《麦地那宪章》。这份宪制性文件让不同部落、信仰群体，包括麦加迁士、麦地那辅士、犹太人部落和其他“有经人”，进入一个共同的契约体系中。这是一种不同部落、信仰群体在政治与防卫上联合互助的共同体理念。宪章条款载明，他们是“一体的民族”（ أمة واحدة من دون الناس ），即承认所有契约签署方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而有了“稳麦”这个以政治和法律为纽带构成的共同体概念。       宪章赋予所有公民平等地位，接受社区内不同宗教并存。所有宗教和部落的成员，在宪章之下都有平等的权利、保护与尊严。他们依照自身信仰生活，由本宗本法裁决事务。每个部落的成员和每个宗教的信仰者，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的享有和其他人相当的基本自由。这种对自治和共存的承认奠定了麦地那城邦多元合作秩序的基础，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看作是人类社会宗教间合作和契约共同体的原型。这也确实体现了穆罕默德（ 愿真主赐他安宁 ）是全人类的使者和伊斯兰是最后启示录宗教，所应有的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最为重要的是，先知亲手以包容、尊重为原则构建了这样一个政治社群。       这是“稳麦”的原初含义。       在随后的历史中，因为有犹太人部落违背契约，里通外国，而脱离稳麦。直至在麦地那城邦末期，稳麦中仅余穆斯林部落和迁士、辅士穆斯林社团。因为稳麦中不再有非穆斯林部落和社团，这让它看上去像是一个穆斯林政治社群，并在政策上偏向穆斯林的权利发展。这就似一国左、右两种意识形态的党派仅余右派，而使国家的发展完全倒向该派，直至成为一个完全服务于该派利益的国家一样。但即便如此，这时的稳麦仍然是穆斯林稳麦而不是伊斯兰稳麦。亦即它是由穆斯林部落和社团组成的政治社群，而不是由伊斯兰作为单一宗教建立的真主在现世的天国政权。也就是说，虽然稳麦内仅余穆斯林部落和社团了，但它依然具有在其作为一个政治社群上的跨宗教多元合作和契约共同体的形质。       正是稳麦的这种形质，塑造了后来四位哈里发的拉什敦哈里发国家政权。它的存在未遵循...

  历史上的阿拉伯人，若是见有人不是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死掉，就猜疑是被人给毒害的。因这种思维方式的流行，使得许多历史事件扑朔迷离。他们总是将复杂社会现象简单归因于幕后黑手，认为事件的发生是某个阴谋的结果，而耗费历史学家大量笔墨澄清事实。现在的穆斯林，或许是因一种文化传导作用，在对待社会问题时，亦总是表现出阿拉伯人在其民族性上所具有的这种思维方式，以阴谋论来解释自身困境，将伊斯兰世界的落后归咎于外部敌对势力。       例如，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犹太人通过共济会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全球经济、媒体和政府，并试图削弱穆斯林国家。甚而将现代全球体系的运作，归结为犹太人控制世界的结果。这些阴谋论通常将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复杂问题简单化，将共济会或罗斯柴尔德家族描绘成幕后操控者，以解释各种全球性事件。       共济会被描绘为一个秘密组织，旨在操控世界政治和经济，乃至要实施“新世界秩序”计划。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如法国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都被解读为共济会的阴谋。还有阴谋论者将共济会描述为反宗教、反道德的邪教组织，将其同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关联在一起，如将其同法国奥运开幕式上那具有争议的一幕相关联。       我们知道，共济会起源于中世纪的工匠协会，后逐渐演变为一个倡导启蒙思想和博爱互助的组织。它在十八至十九世纪间曾对欧洲启蒙运动和一些政治变革产生过一定影响，但这更多是思想传播的作用，而非幕后操控。现代共济会更像是一个社会俱乐部，成员多为中产阶级和退休人士，主要参与社区服务和慈善事业。它并非一个全球统一的组织，而是分散在不同国家的独立社团，缺乏统一的指挥系统。       阴谋论者无法提供共济会操控全球的具体证据，只是通过猜测和模糊关联来推论。如把某些历史人物的共济会身份与重大事件强行联系，实则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全球事务涉及多个国家、利益集团和复杂的社会力量，任何单一组织都难以全面操控。至于共济会强调隐私，可看作是为保护成员的隐私权，这一点与大多数私人社团类似。倘若共济会真是世界的幕后操控者，为什么它的行动如此隐晦，而不是公开宣布权威？这种假设显然缺乏逻辑支持。       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它被一些阴谋论者认为是世界上...

      听闻马志雄为给回民印经书再度入狱。       他所受指控，不过是因承接回民内部流通的经书印刷，其行为既无意图牟利，亦未危害公共秩序。然而，宁夏警方与法院却以“非法出版物”之名罗织其案——在当地查出他所印经书，判其有期徒刑十个月，令人愤慨。他前次入狱，同样的罪名，遭判刑五年（ 刑期自2016年4月19日起至2021年1月10日止 ）， 其母为子伸冤去世在公交车上 。       回顾历史，穆斯林社群的宗教文献印刷，是其文化传承的重要面向，即便黑暗如满清统治，亦未见干涉。经书与注释书籍，不仅为信仰提供指引，更构筑了族群的集体记忆。然而，今日的政府，却以行政手段打压禁绝这类印刷活动，将文化行为视为“非法”，已然超越了法律的本分。马志雄案，反映出国家治理中一种令人忧心的趋势：通过行政管制与司法介入，压制宗教与文化表达，试图以统一化思维抹平多元文化的根基，让花色多姿多彩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成为红彤彤的石榴籽。       此案尤为令人愤慨之处，在于其体现出人治对法治的赤裸挑战。宪法明确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与信仰自由（ 第三十五条与第三十六条 ），更规定各民族有使用与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之权利（ 第四条 ）。然而，实践中，这些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与法治原则，竟常为行政机构随意解释所架空。马志雄从事的印刷活动，既未违背宪法精神，亦无证据显示其印刷品对社会构成实质性危害，政府以预判之心定罪查抄，既无正当性，亦无合法性，徒见权力之滥用。       更令人深思者，是“扫黄打非”运动如何被悄然扩展至宗教文化领域。本应针对黄色与非法出版物的行动，何以演变为打压民族文化、消解信仰多样性的工具？答案或许在于一种对控制的迷恋——将一切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表达，归为“非法”或“有害”，从而方便治理。然而，这类治理逻辑无异于饮鸩止渴。文化与信仰，乃社会之根本稳定所在；压制其多样性，只会造成长期的分裂与冲突。       马志雄案并非孤例，而是整个穆斯林社群近年来所承受压迫的缩影。玉溪马玉巍阿訇被捕一事余音尚存。这些年来，穆斯林族群的宗教文化活动屡遭冲击。经书印刷厂的查封、宗教书籍的没收，皆表明一种针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