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人的死伤，不会触动内塔尼亚胡，但应当触动任何有一点良知的人。人们每日照见巴勒斯坦人受践踏死伤之苦，心里不能总含着对杀人者的愤恨，以各种斗争理论鼓励他们继续拼死抵抗，还应当有对他们的怜悯。这种怜悯，是真主的属性，体现在穆斯林的问候语“赛俩目”所含有的一种对人生平安的神圣祝福上。人并不能承受无尽的苦楚。人只能承受一定程度的苦楚，“真主从懦弱创造你们”（30：54）。现在加沙人之苦，已到人所能承受的极限。联合国机构、援助组织说，援助物资经常遭到甘冒生命危险的巴勒斯坦饥民或帮派劫掠，甚至被高价转卖，根本无法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上。除过坚守在那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外，他人都是外围的看客。看客，并不能对加沙人之苦感同身受。那些把斗争说得跟蜜一样甜，将战争讲得嘴皮相碰一样轻巧的人，大都是没上过战场、没吃过加沙人这份苦的。
人能否经受得了苦楚，与虔诚无关，是人性所决定的。虔诚莫过于先知，先知中吃苦最深的是安尤卜（愿主赐他平安）。当他无法承受时，说：“我的主啊！你为何创造我？倘若你厌恶我，何不干脆不造我？我真希望自己不过是一团被丢弃的骨血。我想知道我犯了什么罪，以致你转开你尊贵的容颜！”现在的加沙人，想必也会面对着废墟和无望的人生，向真主说出这句祈祷词。安尤卜圣人又说：“我的主啊，我只是一个卑微的仆人，若我行善，那功劳全归于你；若我有过错，那惩罚也在你的手中。如今你使我成为灾祸的箭靶，而灾祸确实已落在我身上，若你将这灾祸加在大山身上，大山也将崩塌，怎能让我这羸弱之人承受！财产已失，我只得以手讨食，施舍我一口饭的人还羞辱我。我的孩子们也死去了，若哪怕一个尚在，也许能助我一臂之力。”圣人的这种境遇，不正是身处死地的加沙人的写照吗？
在人类历史上，因战争灭亡的族群不计其数。现在巴勒斯坦人在强敌面前之所以还未灭亡，原因之一是时代不同了。在现行国际秩序下，种族灭绝已不似从前那样轻易。但战争的残酷性未变，一方若想在战场上取胜，不放下武器，不举白旗，不但要调动本国所有资源去死战，还要有国际同盟的支持。乌克兰面对强敌俄罗斯，至今仍未失败的原因，有目共睹，是拥有强大的国际联盟作为后援。可即便有这样的后援，其仍有割地求和的可能。现如今，巴勒斯坦人面对同样的强敌，可身后并无一个阿拉伯版的北约。莫要说投送先进武器，投送食物都如此困难。一个国际军事联盟，要在政治意志、法律制度、军事技术、经济后勤、社会文化这些层面协同建设，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体防御共同体。任何一环失衡，都可能导致同盟无法形成有效的威慑或在危机中难以快速反应。这不是在思想认识严重圈层化的回民圈子里隔墙自言自语用唾液能实现的，伊斯兰世界据此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在加沙这样的任人宰割的死地，仍在鼓励死战、继续教给巴勒斯坦人以别种方法战斗的人，应急速投身加沙战场。“你们说你们所不做的，这在真主看来，是很可恨的。”（61：3）若做不到这点，就对巴勒斯坦人敬致赛俩目，祝他们平安。看客，没有让巴勒斯坦人去拼死抵抗的权利。
在1872年的大理，守城军官对杜文秀说：“如今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如果大元帅出城，顾及一切老小，留的油香根在，待十年二十年后坟山有人念经搭救，还有一层希望。若命卑职决死一战，卑职也是愿意的。”杜文秀下令放下武器，拚舍一身，到清军大营为民赴死。放下武器不是他软弱，而是为维护民众福祉从个体理性作出的利他选择，充满了自我牺牲的勇气。而国家与统治者的权力，正是源自被统治者对其所提供的安全与福祉的信任。他慷慨赴死，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城中百姓的平安，但清军并未遵守承诺，仍对百姓大开杀戒，我们自然会追问——他的牺牲，是否变得毫无意义？从康德哲学来看，道德价值在于行为的动机是否出自善意志/举意，而非行为是否获得了理想结果。杜文秀的举意是明确的——为了保护无辜百姓、履行领导者的责任，即使清军违约、屠城成真，他的行为依旧是高度道德的。
2025年8月5日